墨家的防御思想
墨子的兵学思想长期未能受到学者的重视，即使自清末开始复兴墨学，“墨子城守各篇”也未能受到重视，正如岑仲勉所言：“我国军事家几无不晓得《孙子兵法》那一本书，但墨翟的守城方法，似乎还未得到人们的十分注意。”[118]《墨子》一书集中反映其兵学思想和兵学特征的篇目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11篇，我们姑且以岑仲勉所言“墨子城守各篇”统称之。“墨子城守各篇”就其性质而言属兵家言论无疑，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明确指出：“第五十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读，与全书为不类，疑五十一篇言公输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术附记于末。观其称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传其术之征矣。”[119]孙诒让基本认同《四库全书总目》的判定：“《备城门》以下十余篇，则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遗法，于墨学为别传。”[120]
但是，自汉代始，由于墨学本身长期以来的沉寂，“墨子城守各篇”自然也未能受到重视，相对于《墨子》其他各篇而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读”更是让人难以卒读，望而却步，学者涉猎甚少。近代以来，经学解体，子学研究兴起，但是“墨子城守各篇”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梁启超指出“这十一篇是专言守御的兵法，可缓读”[121]。胡适亦认为“墨子城守各篇”根本“于哲学没甚么关系”，“不必细读”[122]。所以，“墨子城守各篇”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当然，“墨子城守各篇”较少获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伪书说的影响。自清末吴汝纶开始，就怀疑城守诸篇为汉人伪造；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朱希祖、罗根泽、钱穆、张心澂等人均怀疑其为伪书。当然，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学者逐渐开始对古书、古史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其中就有《墨子》城守篇相关佚文的发现，此发现对重新认识《墨子》城守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如，罗福颐指出：“这次发现的汉人手书竹简中，虽然只有一枚与《墨子·号令篇》相合，但其他尚有四十余简文辞与墨子谈攻守者相似，只是上下文不一致，这可能是《墨子》的佚文，或者是与《墨子》文辞相近的其他古书。”[123]
与忽视“墨子城守各篇”者不同，岑仲勉最早指出“墨子城守各篇”的价值：“《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长期以来导致“墨子城守各篇”遭到忽视的原因所在：“我国学人，向来多偏重玄虚，忽视现实，重文轻武，久成陋习，武备方面，更不值得文人注意。”[124]
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墨子》提倡“救守”。所谓“救守”，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即对被攻打的弱小国家进行支持，支援弱小国家本身的防守。《墨子》认为墨者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理欺凌的弱小国家，与其休戚与共。《墨子》指出“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125]，而救助被攻的小国。其主张替小国修缮城郭，给小国提供粮食资财：“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126]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替小国守城御敌。墨子本人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他与弟子都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攻小国进行防御作战。墨子本人曾先后到宋、齐、楚、卫诸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协助被攻伐的国家守城，真可谓是“摩顶放踵”，义无反顾，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和对天下的责任感。
《墨子》更强调小国自身的守御。由于城邑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或要地，所以守城也就成了诸侯国防御的中心问题。《墨子》一书以大量的笔墨系统论述了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概括地说，《墨子》的城邑防御思想主要包括依靠军民，争取外援，充分发挥守城器械的作用，完善环城防御体系，独立作战，长期坚守，乘机出击。我们从五个方面分述如下。
第一，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墨子》认为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治，动员民众，争取民心。这方面君主是关键，在墨子看来，君主必须讲求信用，厉行道义，以激发参加守城作战民众的积极性：“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127]并进而指出官民和睦才是取得守城作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128]。至于修明政治的内容，《墨子》也一一加以列举。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129]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130]具体办法是“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131]。又曰：“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132]再次，严明法纪，赏功罚过，使民众乐于公战，耻于偷生，其曰：“命必足畏，赏必足利。”[133]最后，积极动员激励民众，振奋精神，同仇敌忾。《墨子》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一定要讲清敌人“为不道，不修义详，唯乃是王”的罪恶，指出敌人的目的是“亡尔社稷，灭尔百姓”[134]，并希望以此激发民众的死战决心，共赴战场。同时，在守城时，严禁传播各种动摇民心的流言蜚语，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作战中要以奖惩、抚恤、慰问等形式鼓舞参战者的斗志。(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墨子》认为搞好城守战备，使各项措施一一落实，丝毫不得马虎，这是取得守城防御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否则守城是无法进行的：“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135]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反复强调加强战备、有备无患的重要性，指出：“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136]其明确主张搞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以形成守城防御作战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这些准备包括军事、后勤、外交、内政等诸多方面。军事上要做到“城池修，守器具”“（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揗，守备缮利”[137]。后勤上要求做到“樵粟足”“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138]。外交上，要求联络与国，争取外援，“得四邻诸侯之救”[139]。如果城小人众，就应该事先把老幼疏散到他城或国都。内政上，君主则要勤政爱民，争取人心，造就“上下相亲”、众志成城的局面，在实质上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亦可以对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其知难而退，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第三，积极防御，守中有攻。《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作战中，不能仅仅采取消极防御的做法，而应该守中有攻，寻找有利战机，积极歼灭敌人。为此，《墨子》提出了“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140]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认为“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于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141]。对于积极防御的具体措施，《墨子》也有较系统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依托城池，利用地形，正确部署兵力。其次，自远而近，层层抗击，消耗敌人的兵力。即以城池为核心阵地，城外建郭，郭外设亭，遏制敌军进攻，打击敌军士气，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同时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敌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众少而应之。”[142]这表明墨家“示人以兵法贵变通”[143]的用兵特色。最后，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与攻城之敌长期相拒的过程中，在挫败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攻城手段，杀伤了大批敌人有生力量后，这时，守城的一方就要善于捕捉战机，适时组织出击，以扩大战果，最终夺取守城防御和反击作战的胜利。《墨子》中举例，一旦用火攻击败敌军云梯攻城的企图，使得敌军被迫撤离，这时，就要以精锐敢死之士，由“突门”突然出击，重创敌人，“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疑为“突门”）[144]，击遗师……因素（数）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敌）人必或（惑）。有此必破军杀将”[145]。由此可见，墨家的守城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这是符合防御作战的基本规律的，具有非常可贵的借鉴意义。
第四，讲究战术，手段多样。据《汉志》载“（兵）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46]，由于在具体守城的实践中涉及非常具体的事务，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墨家兵学思想中有与兵技巧家相关的内容。正如李约瑟所言：“我们的确非常幸运，能有一部分墨家的著作流传下来，尽管处于片段的状态，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已是多么先进。”[147]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如，针对敌人用地道攻城，《墨子》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诱敌入彀、烟熏敌人的战法，以挫败敌军：“穴中与適（敌）人遇，则皆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148]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当时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五，技术手段先进。《墨子》中所记载的很多守城技术手段应当代表了当时守城的最高技术水平，我们从《墨子》一书记载的墨子与公输盘两人在楚国朝堂上的模拟较量可见一斑：“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149]当然，非常遗憾，此处并未具体记载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以及墨子“九距”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墨子》其他篇章管窥墨子的守城技术[150]。
进攻与防守是兵学问题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有进攻就有防守，同样，有进攻理论也必定就有防守理论。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守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或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并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151]。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