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指挥艺术
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历史上新的一页又打开了。魏、韩、赵、齐、秦、楚、燕七个大国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演了一幕幕纵横捭阖、干戈不休、争雄兼并、你死我活的精彩话剧。根据这一时代特色，将这一历史阶段命名为“战国”，是名副其实的。
（一）魏国的崛起
在战国七雄之中，最先崛起的是地处天下之中心的魏国。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魏文侯即位，先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贤能之士，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的禄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禄的政策，建立起比较清明、健全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旧制，“尽地力之教”[235]，抽“什一之税”，创制“平籴法”，兴修水利，鼓励开荒，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上，加强军队建设，推行“武卒”选拔制度，重视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些改革，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更使魏国称霸天下，不可一世。
但是魏国本身也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它地处腹心，被称为“天下之胸腹”[236]，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南邻楚，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可是魏国几代统治者对这一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反而采取了战略上“四面出击”的错误方针，这不但分散了力量，消耗了实力，而且也容易四面树敌，陷于被动。所以在魏国最为兴盛的同时，也埋下了其日后衰落的根子。
魏国的勃兴和称霸，直接威胁和损害了楚、齐、秦等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齐国积极利用韩、赵诸国和魏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趁魏国深深地陷入数面受敌的内线作战之际，展开了对魏国的激烈斗争。
（二）桂陵之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齐、魏的矛盾冲突在当时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353年，齐魏爆发了桂陵之战。
当时赵成侯为了摆脱魏国霸权的控制，进而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境内）相会。赵国的连番外交举动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动武，迫使卫国屈服称臣。于是，魏国便借口保护卫国，出兵攻打赵国，并很快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与齐国有同盟关系，这时，赵国见局势危急，遂于前353年遣使向齐国求援。
齐威王闻报赵国告急，迅速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坚决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出兵救赵既会失去对赵国的信用，又会给齐国争雄天下造成困难，因而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从战略全局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这对于齐国长远的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齐国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牵制魏国。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齐国再予以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国表示信守盟约、提供援助的姿态，帮助赵国坚定抗击魏国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国遭受重创、魏国实力削弱的后果，从而为齐国战胜魏国和日后控制赵国创造有利的条件。段干朋的计谋，为齐威王所采纳。于是，齐威王决定以部分军队联合宋、卫南攻襄陵，主力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伺机出动，以求一举成功。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了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之际，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濊地区进攻。而西方的秦国也不甘落后，发兵先后攻打魏国的少梁、安邑等战略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实力相当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丝毫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力维持着邯郸方向的主攻局面。(https://www.daowen.com)
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近一年。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在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就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打算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锋，以解救赵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建议。他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237]孙膑意思是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是一样，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一步分析，现在魏、赵相攻多时，魏军的精锐部队全在赵国，留在魏国国内的是一些老弱之卒。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一旦这么做，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可以一举而解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便于最终战胜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膑这一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大梁方向挺进。大梁是魏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辛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这时候，齐军已把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之中。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上长途跋涉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遭受到一次沉重的失败。魏国所攻占的邯郸等地，至此也就得而复失了。
战国前中期，魏国的实力要胜过齐国，其军队精锐，也比齐军善战，然而齐军却在桂陵之战中重创了魏军。其主要原因，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艺术的高明。在战略上，齐国适宜地表示了救赵的意向，从而使赵国坚定了抵抗魏军的决心，拖延疲顿魏军；齐国又及时对次要的襄陵方向实施佯攻，使魏军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处境；同时，孙膑能够正确把握住魏、赵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果断出击。在作战指导方面，孙膑能够正确分析敌我形势，选择适宜的作战方向，进攻敌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虚的国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援救，然后以逸待劳，乘敌之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一举而克，齐军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握住了战场主动权。另外，主将田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也为孙膑实施高明作战指导、夺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于魏军的失败，也在于战略上未能掌握天下诸侯列国的动向，长期顿兵坚城之下，造成将士疲敝，后方空虚，再加上作战指导上消极被动，让对方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最终遭到惨败的命运。
（三）马陵之战
魏国虽在桂陵之战中遭到重创，但毕竟因实力雄厚而没有一蹶不振。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魏国又穷兵黩武，贸然派兵去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弱小韩国自然不是魏国的对手，危急中赶忙派遣使者奉书向魏国的克星——齐国求救。齐国君臣又聚在一起商议对策。邹忌依然充当反对派，不主张再次出兵，而田忌则力主发兵救援。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238]。即首先向韩国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全力抗魏，当韩国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为国家战略利益计，齐威王采纳了孙膑这一计策，决定助韩国一臂之力。
韩国得到齐国将来援救的允诺，人心振奋，上下一心，竭尽全力抵抗魏军的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国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都已疲惫的时机，再次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前次桂陵之战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
魏国见齐军出动，便将兵锋指向齐军。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统率雄师10万之众，气势汹汹地向齐军直扑过去，企图和齐军一决胜负。
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无法避免。敌强我弱，这仗该怎么打？孙膑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针对魏军剽悍善战，素来轻视齐军的实际情况，正确判断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轻兵冒进。根据这一分析，孙膑觉得战胜貌似强大的魏军是完全有把握的。其手段不是别的，正是要充分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尔后伺机予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他的设想，深受齐军主将田忌的赞同。于是在认真研究了具体战场地形条件之后，共同定下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指导方针。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齐军的预定计划进行。齐军同魏军稍稍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追击，齐军按照孙膑预先的部署，施展了“减灶”的高招。第一天，齐军挖了10万人煮饭用的土灶，到了第二天，减少成为5万灶，第三天，又减少到3万灶。齐国故意造成在魏军的紧紧迫逼下，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魏军主将庞涓见齐军退却避战而又天天减灶，便不禁得意忘形起来，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已经逃亡过半。于是，庞涓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一门心思直奔而去。
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军速度，判断魏军将于三日后黄昏时分进抵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一说今山东郯城南）。马陵一带道路崎岖狭窄，树木草丛茂盛，地势相当险峻，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处所。于是孙膑利用这一有利地形，选择齐军中10000名善射的弓箭手事先埋伏在道路的两侧，约定到夜间以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皮剥掉，在上面大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239]的字样。
庞涓带领魏军骑兵，果真在孙膑预计的时间里一头撞入齐军的伏击圈中。庞涓发现剥了皮的大树干上写着字，但天色昏暗，看不清楚，便派人点起火把照明。可是树上的字还没有读完，只听得战鼓如雷声隆隆，齐军万弩齐发，箭如飞蝗，给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魏军顿时惊慌失措，大败溃乱，不是被杀，就是投降。庞涓智穷力竭，眼见败局已定，愤愧莫名，只好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又连续大破魏军，前后歼敌10万余人，并将魏军名义上的主帅太子申生擒活捉。马陵之战就这样以魏军惨败而告终结。
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示假隐真”、欺敌误敌、设伏聚歼的成功战例。齐军的凯旋奏捷，除了其把握救韩时机得当，将帅之间密切合作，正确预测战场地点和作战时间以外，知彼知己，善于“示形”，巧设埋伏，后发制人，乃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性因素。“减灶”就是这次作战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240]以及“以利动之，以卒待之”[241]等“诡道”作战原则在实战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桂陵、马陵之战是战国前中期齐、魏两个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这两场战争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战国时期整个战略格局的演变，意义十分重大。具体地说，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先后失败，从根本削弱了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魏国一步步走下坡路。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国君在徐州会盟，魏国只得将霸主地位拱手让给了齐国。而秦国趁魏国遭到削弱之际，乘机于公元前330年进攻魏国的河西地区，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俘获魏西部防线主帅龙贾，歼灭魏军45000人，魏国被迫将河西之地又割让给秦国。河西之地的丧失，对魏国以及天下局势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至此，魏国最终失去来之不易的列国首强地位。而齐国则挟战胜之余威，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战国的历史也就进入了齐、秦两强东西并峙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