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争霸战争中的军礼现象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兵学领域，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宗旨开始遇到一定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子鱼曾指出：“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171]然而，从春秋前中期整个历史现实进行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尊重和奉行，尤其是贵族阶层。

齐桓公争霸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齐桓公在位43年，参与战争多达20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大多的战争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172]。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其功业的缘由。^[173](https://www.daowen.com)

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左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历史现象。据《左传》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174]又如：“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175]再如：“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176]其他如，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前571年，晋、卫、宋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春秋时期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里，我们也可先看晋楚争霸中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晋楚邲之战进行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177]。当两军阵上致刃交锋之际，晋军困于占城无法自脱，楚军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手的一番奚落，在今天看来，未免太不合乎情理。然而在当时，却又是完全符合军礼的做法。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178]。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交战过程中，均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国国君，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让敌手逃逸。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179]，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180]，回报以礼物与慰问，令人不可思议。其实这不过是郤至等人忠实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