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为本的兵学思想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人，曾“受业子思之门人”[22]，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先后游仕于滕、齐、魏等国，但是其学说始终未能得到当时君主的采用，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3]。今天我们探讨和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和直接材料，正是流传至今的《孟子》一书，全书共7篇，3万多字，东汉学者赵岐作《孟子章句》，将7篇各一析为二，成14卷。
众所周知，仁政思想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开宗明义就是反对言利，提倡“仁义”。面对梁惠王的发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4]《孟子》全书出现“仁”字达157次之多。“仁义”作为孟子学说的出发点，落实到具体政治上便是“仁政”，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疑问时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5]其本质含义，便是“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6]。孟子的其他思想，如“性善论”“尽心知性知天”等等，都是孟子为论证自己仁政这一核心思想而派生的。兵学思想作为孟子思想的一个侧面，当然是受仁政思想所规范的，是仁政思想在这一具体领域的外延而已。
第一，仁政原则与军事活动的宗旨。
孟子所景仰追求的是“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27]的理想社会，同时也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28]的理想政治。但现实社会给孟子提供的最直观的感受却是“饥者弗食，劳者弗息”[29]，是“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30]的冷酷现实。这种理想政治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与矛盾，制约了孟子兵学思想的形式确立。孟子的兵学思想中充沛着“仁政”理想的追求。具体地说，他将军事活动的宗旨目的，理解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与推行，认为战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建立王道乐土，否则，战争便是罪恶，是不义，对此，孟子曾有详尽的论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31]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32]这些言论充分表明了孟子把战争的最终宗旨完全归结为“吊民伐罪”“安天下之民”这一点上。而“吊民伐罪”“安天下之民”的最终宗旨的提出，又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3]的民本观念。这么一种仁政原则指导下的战争目的论，既反映了孟子兵学思想对其政治思想的依附与从属，同时也多少丰富和充实了仁政思想的层次和内涵，两者之间主次分明又互为影响。
第二，仁政原则与对当时战争的否定。
孟子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仁政原则的进行与实现，那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自然要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
孟子处于战国中期，正是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争后果日益残酷，从兼并逐渐显现走向天下统一端倪的阶段。从《孟子》来看，孟子在世时，发生了战国时期的马陵之战、河西之战、襄陵之战、齐宣王伐燕等重要的战争，尤其齐宣王伐燕，孟子更是置身其中。战争难免要流血，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实，但是无可避免。在战国中期，兼并统一战争是顺应历史进程的，没有它，统一便无法实现。当时一些思想家已认识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肯定了战争的地位和意义，如法家之提倡耕战。孟子更多是抨击与斥责当时的不义之战，而这些内容也正是孟子兵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孟子批评的标尺则是仁政思想。孟子反对“强战”，因为此举是“不志于仁”的，其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34]孟子明确反对使用不正当的武力手段取得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35]。在孟子眼中，那些动辄驱民作战的人是“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36]对这些“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人，孟子主张处以最重的刑罚：“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37]孟子基于自己“仁者无敌”的观点，进而对儒家一直尊奉的某些古代典籍也开始怀疑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38](https://www.daowen.com)
孟子这种断然对当时战争予以否定的激烈态度，虽然让人感动，却难以让人信服。的确，战争反人道，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仁政合于人道，却解决不了当时历史所面临的问题。从人道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的确不可取；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也不可无。孟子以仁政原则否定了当时的战争，实际上同时也抽换了自己仁政学说的血肉，使其沦落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也实在迂阔得可以。在感情上，我们同情孟子对当时战争的抨击与否定；在理性上，我们却不得不对这种抨击与否定给予贬斥。
第三，仁政原则与军旅之事的部分肯定。
孟子并不完全排斥战争，相反，对正义的战争他一直是歌颂与肯定的，而所谓的正义战争的判断则完全是仁政衡量的结果。孟子种种歌颂与肯定乃是对仁政的歌颂与肯定。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39]他以“春秋无义战”对春秋时期的战争进行评价，虽标志着孟子对这段历史的否定，可是这毕竟显示出在孟子的心灵深处，是有“义战”这一观念的。我们认为这句话同时还表达了第二层意思，即使是不义之战，还是有短长之区分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鉴于这一认识，孟子对历史上符合仁政原则的“义战”予以热情的褒扬：“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40]孟子不但对历史上的“义战”持肯定态度，他还进而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仁政原则指导下的“义战”应该得到大力提倡并加以实施。他曾鼓励齐宣王征伐燕国，就是明显的例子。孟子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41]当然，根据历史后来的走向，齐国在燕国的种种暴行与孟子的预期也不符，而由此导致燕国民众的激烈反抗以及齐国与燕国关系的走向也是孟子所不曾预想到的。由此可见，孟子对战争本身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其兵学思想还是太过理想化。
总之，孟子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违背仁政原则的战争，对于符合自己仁政原则的“义战”，他则是积极提倡的。如果简单地指责孟子排斥一切战争，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孟子所谓的“义战”，纯粹是出于他个人的虚构假设，而他所讨厌、所反对的不义之战，却是客观的存在，甚至曾经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说，孟子兵学思想的保守性，并不因他曾对军旅之事部分肯定而有所改变。
第四，仁政原则与军事成败的关系。
孟子既然以仁政的原则作为唯一标尺，那么他对于战争的成败得失之理解，当然也只能与仁政的推行实施与否相联系了。至于具体而合理的深入分析，在他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政治、伦理上的“仁义”，落实到具体的战争中，孟子认为，便是所谓的仁义之师。如行仁义之师，军事上的成功即有了充分的保障，因为仁义之师为众望所归，无敌于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42]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孟子认为非常简单，只要在政治上贯彻实施仁政就行了。因为在孟子看来，施仁政的结果是“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其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43]又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44]这样，孟子在逻辑上便把战争的胜利与自己仁政原则的抉择运用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同样，战争的失败挫折，孟子也认为是不行仁政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便是：“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45]又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46]
在孟子看来，仁政原则左右着一切，他的另一段话最为集中地反映了仁政原则与战争成败的相互关系，同时也集中了孟子这一相关认识上的真理颗粒与谬误尘埃的混糅特征。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47]这里的“得道”，实际含义便是施行仁政，同样，所谓的“失道”，便是拒施仁政。“封疆之界”“山溪之险”“兵革之利”在孟子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仁政是否贯彻。孟子注意重视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识见，这在当时诸子中的确有高人之处。但是把政治与军事完全等同起来，以至于从根本上抹煞了“山溪之险”“兵革之利”等战争中具体要素的地位意义，则是极端而偏激的。就认识论而言，这是片面、机械的；就实践而言，这又是迂腐空疏的。孟子大言凿凿，看起来的确很高雅，可是毕竟仅仅是高雅而已。真理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孟子的兵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摆脱这一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