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兵学的繁荣

齐鲁兵学文化是先秦兵学思想中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其兵学著作数量之繁富、思想之精粹、范围之广泛、个性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在先秦诸侯列国中是首屈一指的。

首先，兵学著作数量繁富，蔚为大观。

先秦时期最重要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就齐国而言，收入《武经七书》中的五种先秦兵书，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国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89篇，《子晚子》（今佚）35篇，等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兵学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参患》《势》《九变》《霸言》《小匡》《小问》《幼官》《侈靡》《重令》《法法》《立政》《大匡》《八观》《五辅》等。这些情况表明，在先秦及两汉传播的兵学著作中，数量最丰富，内容最精博，且影响最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5]至于属于三晋兵学系统的《尉缭子》一书，也似乎与齐国兵学不无一定的瓜葛。宋金时期施子美在《武经七书讲义》中直言尉缭子是齐人。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的残简，均或多或少地透露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https://www.daowen.com)

就鲁国而言，其兵学文化虽远不如齐国繁荣发达，但是，在当时也不无值得称道之处。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拥有一定的优势，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6]。春秋之初，鲁国曾强盛一时，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小霸”的郑国及强齐相匹敌。^[7]这种局面的出现以及长勺之战中所反映的高明作战指导，均标志着周公旦所创立的文化传统中，兵学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吴子》一书，论治军用兵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重要范畴，提倡“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8]云云，更是鲁文化“宗仁本义”特色的突出体现。故《四库全书总目》云：“然（起）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9]

其次，齐国兵学的主导地位。

先秦时期齐鲁兵学的繁荣亦表现为在先秦兵学依次递嬗、逐渐升华的四大阶段中，齐鲁兵学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号召群伦的作用。先秦时期兵学思想的发展曾经历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重要阶段。在四大阶段之中，唱主角的始终是齐鲁兵学。第一阶段，其发轫者无疑是东夷文化的“尚武”精神，是蚩尤所代表的“兵主”传统和孔武有力的精神风貌。第二阶段，则是周公旦所缔造的礼乐文明和古司马兵法的“军礼”传统，它们的大本营均建立在齐鲁大地之上，即所谓：“《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10]又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11]这里，姜太公、孙子均为齐地人物；吴起是卫国人，“鲁卫之政，兄弟也”^[12]，且吴起本人又深受鲁国文化的熏陶，亦可视为鲁国兵学文化的代言人；王子即“王子成甫”，与鲁文化亦有极深厚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古司马法的建立与传授，均借助于齐鲁地域文化而展开。第三阶段，孙武、孙膑、吴起等皆是齐鲁文化的代表者，其兵学著作所反映的兵学思想，毫无疑义是当时乃至整个古代兵学的主体与核心。第四阶段，《六韬》《管子》以该时期齐鲁兵学典范身份而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于中国兵学思想文化发展厥功至伟，实标志着齐鲁兵学文化的不朽地位与永恒魅力。这一切表明，先秦兵学思想逻辑递嬗、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齐鲁文化发挥重大影响、规范主导方向的历史，齐鲁文化对中国古典兵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