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之战: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大禹因征伐三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治理洪水的成功而迅速树立了很高的个人威望,扩大了华夏共同体的范围以及之间的相互交往,[3]加速了各民族融合,同时也赢得了极大的权力。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普遍出现了,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夏禹就不再遵从旧的“禅让制”传统,把部落首领的位置禅让于其他贤人,而是将权力宝座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4]中国社会进入了王权社会,而在王权社会中,王权的显示面更多是其军事指挥权,而非其他,正如有学者指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5]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正式形成,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传统往往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形态变革,代表旧的传统的势力自然不会甘心,而总是要千方百计进行反抗,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试图恢复和维护旧的传统秩序。在此次历史变革中,有扈氏充当了这种势力的急先锋。
关于有扈氏的来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本是夏的同姓氏族,如高诱注《淮南子》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6]另一种则断言其为夏的异姓部落,[7]是东夷少昊族的“九扈”[8]。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的要害是有扈氏不认同夏启接替夏禹掌权的做法,因而带头起兵反抗夏启的统治,试图凭借武力恢复过去的氏族制度。
夏启当然不能坐视有扈氏的挑战,他决心拿有扈氏开刀,维护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已有的统治。于是,夏启迅速做出了出兵平叛的决策,统率大军杀向有扈氏盘踞的地盘。有扈氏亦毫不示弱,立刻率领自己的人马倾巢出动,准备与夏启的军队一决胜负。据典籍记载:“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9]亦载:“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10]
双方军队在甘(今郑州市甘水沿岸)[11]这个地方遭遇,一场关乎两个氏族生死存亡、关乎整个历史进程的大决战一触即发。夏启毕竟更富有政治、军事经验。他在临战前夕举行了军中誓师活动,宣布战场纪律,进行战斗动员,这就是著名的《甘誓》。[12]誓师辞要云:“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3]其中,对命令执行与否的奖惩措施十分严格,对不服从命令者,亦非常残酷,对战场上的逃跑者,不仅会在社主前被诛杀,同时还要株连族人,往往祸及全家甚至整个家族。[14](https://www.daowen.com)
夏启的这篇《甘誓》,申述了其征伐有扈氏的缘由以及战略目的,强调了作战纪律。“六事”以及军中人员听完之后,个个都明白了利害关系,从而形成了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战争的进程表明,夏启的战前动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战斗打响后,夏启的部队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下,军阵严整,个个奋勇争先,全力杀敌。几个回合交锋下来,有扈氏的部队便阵脚大乱,全线崩溃。夏启乘胜进击,扩大战果,灭亡了有扈氏,取得了甘之战的彻底胜利。
夏启在甘之战中取得全胜,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夏启所代表的是新兴阶层的利益,而这又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第二,夏启还进行了扎实必要的战前动员,调动了众多部族参战,申明军纪军法,鼓舞了参战人员的战斗积极性;第三,在于他正确部署了兵力,实施比较高明的作战战术指挥。同样,有扈氏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其关键就是他逆历史潮流而动;而其在作战指导方面也显得消极被动,史籍中既未见其进行战前动员,又不见其做到灵活机动、因敌变化。这样一来,胜利的天平自然也就倾向夏启的一边了。
甘之战的结果,沉重地打击了旧的传统势力,粉碎了他们恢复“禅让制”的企图,从此“天下咸朝”[15],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同时,夏王朝的统治大大得到了巩固,国家的形成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保证社会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甘之战是中国战争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从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6],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占据了整个社会活动中的显著地位,成为历史发展最直观的表现形态,而中国古代的兵学思想也随着战争的频繁与进步,不断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