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兵学思想的特点

《左传》一书系统地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也追叙了春秋以前的若干历史片断。《左传》记事详尽全面、准确生动，其中对春秋时期军事制度、军队建设，尤其是对当时的战争有大量精彩记述，在先秦典籍中更堪称佼佼者。因此，古人有称它为“相斫书”之说。^[50]从一定意义上讲，《左传》也是一部断代战争史、断代军事史、断代兵学史。这一性质，决定了其书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兵学思想。所以，童书业认为《左传》的作者“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51]。我们认为这是客观公允的看法。但由于《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因此其所反映的兵学思想，与一般兵书或诸子论兵之作中所揭示的兵学思想相比，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大体而言，我们认为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左传》的兵学思想，明显地带有社会思潮的属性，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兵学问题上的共识。如果说，兵书或诸子论兵之作主要体现了某个兵学家或诸子对兵学问题的理性认识，那么，《左传》的兵学思想则更多地表述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兵学家和战争指挥者在兵学问题认识上所达到的普遍深度。这不是个体的认识和智慧，而是具有群体意义的，思想上是更加多元和丰富的。综观《左传》的兵学思想，是通过其书对多次战争的叙述，对众多人物有关兵学言论的记载而得以反映的，是零星分散的兵学理性认识的综合和概括。在某种意义上，《左传》真正体现着春秋时期兵学思想的主流，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潮的面貌。因为春秋时期的兵学思想，虽说是由孙子、老子、孔子、伍子胥、范蠡等代表人物建立范畴，显示水准和高度的，但同时更是依靠了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的努力以及普通人的认同，才得以完成并发生巨大影响的。《左传》实际上体现着整个社会所普遍达到的认识水平，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春秋兵学思想的大致水平和一般状况。

第二，《左传》的兵学思想具有分散零乱，往往局限于经验罗列，缺乏高度思辨抽象的明显特点。正因为《左传》兵学思想系当时社会大多数人对兵学问题认识的混糅融合，因此，缺乏完整的体系和严谨的逻辑也就在所难免。它往往就事论事，片言只语，蔓芜分散，虽不时闪烁耀目的思想火花，却难以燃烧为熊熊的大火，展现出系统性。同时，《左传》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和众人的论兵言辞，但受其史书编撰体例的限制，往往囿于具体战争经验的铺陈罗列，而未能把它总结为系统性的内容，并将其抽象上升为纯粹的理论。清代学者李元春曾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52]此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一特点。这一特点也就影响了《左传》兵学思想走向高度成熟、系统理论的完臻境界。(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左传》的兵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体现了春秋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新旧观念斗争和递嬗的时代特色。由于《左传》兵学思想所反映的是群体的意识，而群体中的个体又因为环境、地位、经历以及利益的不同而导致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所以反映到《左传》中，就自然而然地呈示出兵学思想认识上的对立和冲突，使其表现为复杂、多元的特征。同时，这种特征更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新旧观念的递嬗而日益突出。这样就决定了《左传》兵学思想具有两重性。

所谓《左传》兵学思想的两重性，具体而言，就是它既有因袭传统的一面，又有重视现实的一面。如，在战争观问题上，它既以禁暴还是行暴来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认为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威不轨而昭文德”^[53]；与此同时，其又不一概否定兼并，指出“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封疆之削，何国蔑有”^[54]，为新兴阶级国家从事争霸战争寻找历史和理论的依据。又如，在对待战争指导问题上，既讲求传统的“天道”，认为战争胜负，国家兴亡，都可以从天道、鬼神的意志那里获得解释，甚至找到征验，又高度重视“人事”，指出“有德不可敌”^[55]，强调战争能否取胜归根结蒂取决于人事的努力，包括注重民心向背，厉行富国强兵的措施，进行实力建设，等等。再如，在作战指导问题上，《左传》既讲求“礼”“义”，认为“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56]，指出“闻丧而还，礼也”^[57]；同时，又重视“利”，追求功利的实现，认为“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58]，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即所谓“义以建利”^[59]。主张在两军交锋之时，立足于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去夺取作战的胜利。在治军问题上，《左传》的兵学思想也体现了两重性，即提倡“礼”与“刑”（法）的包容。其中“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60]，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