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战术以及治军思想
《孙膑兵法》中包含了“必攻不守”等富有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予以论述。
首先，“必攻不守”的思想。在《威王问》中，孙膑认为田忌所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均非用兵的紧要问题，只有“必攻不守”才是“兵之急者也”。“必攻不守”到底指什么？其实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是指以进攻为主而不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指导，强调进攻，就是要把“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放在战略首位”[260]，此与战国时期杀人夺城的兼并战争的时代主题是相合的。但若是理解为“片面强调进攻，反对防御”[261]并进行批评，可能并不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意为进攻方向必须选择在敌人没有防守或不易防守的要害地域，它与《孙子兵法》的“攻其所不守”“避实击虚”是同一文意，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可能更加符合《孙膑兵法》的原意。孙膑在齐魏桂陵之战中，实行“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正可以作为这一思想的有力注脚。今天，我们一般使用“避实击虚”这一词语来表述此种作战原则。这一作战原则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要战争存在，它的生命力就是永恒的。斯大林说过：“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262]由此可见，把“必攻不守”释为攻其所不守并没有降低对孙膑这一原则的评价。我们认为学术界两种意见均有其合理之处，当然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可能更符合孙膑兵学思想的本义。
其次，提出“恒胜”原则。孙膑在《篡卒》中提出制胜五原则：“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膑所言的“得主专制”就是将军得到了君主完全信任，在军事指挥中有独立专断的指挥权。孙膑把其作为战场指挥者致胜的首要条件是别有深义的。战国中期，战争规模、战场地域和作战方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将帅依据变化无常的战场情况，实行机断指挥，已成为关系胜负的重要因素。如，公元前308年秦韩宜阳之战时，秦武王与将军甘茂订立息壤之盟，甘茂就是要求武王保证对他的军事指挥不要妄加干预。又如，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伐楚，临行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也是为了获得机断指挥权而不招致秦王的猜忌。王翦明确向人解释此举的真实目的：“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263]孙膑所言的“知道”即知用兵之道，懂得用兵的规律。“得众”即得到兵众的拥护。“左右和”即军队上下同心同德。“量敌计险”在《威王问》中又作“缭（料）敌计险”，即准确掌握敌情并对地形有充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孙膑还从反面列举了导致战争失败的五个方面：“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264](https://www.daowen.com)
再次，充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的思想。在史籍记载的孙膑参与指挥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桂陵之战的“围魏救赵”以及马陵之战的“减灶诱敌”均是充分调动魏军、疲惫魏军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战争策略。《孙膑兵法》中有《擒庞涓》，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桂陵之战中孙膑如何调动魏军，显示了孙膑兵学思想的多个方面。魏国围困赵都邯郸，齐国准备驰援，显然魏国已经有所防备。由于齐国要救援邯郸必须经过卫国，所以“（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265]，茬丘即沮丘，是卫都濮阳西南十五里之沮丘城[266]。齐国派出了田忌和孙膑亦带兵八万屯兵边境。面对庞涓攻打卫国，田忌试图救卫，但是孙膑建议攻打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途有市丘，是吾粮途绝也，吾将示之不知事。”[267]抵达平城后，孙膑建议兵分两路，一路专门派遣都大夫中不懂军事的齐城大夫、高唐大夫攻打魏军的屯兵之处环涂。二大夫居然用兵拙劣以至于蚁傅攻城，果然大败。同时，孙膑又“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即派遣轻锐战车直奔魏国都城大梁的西郊，深入魏国心脏以激怒庞涓，同时还分散士卒以从轻车，故意向魏军示寡、示弱。孙膑通过一系列的行动，调动魏军、欺骗魏军、引诱魏军，结果庞涓果然上当，回军赶往大梁，“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268]，齐军在庞涓的必经之路桂陵设伏，大败魏军于桂陵，主将庞涓被俘虏。在孙膑的军事指挥中，因势而为，化被动为主动，其“示之不知事”“以怒其气”“蚁傅平陵”“示之寡”等都是在调动庞涓率领的魏军，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经典战例，以至时人称赞孙膑：“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269]
最后，孙膑军队建设和治军思想。孙膑深知要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必须以一定的标准选拔士卒，即“兵之胜在于篡卒”[270]。在孙膑看来，选拔就是选“贤良”者：“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取良也。”[271]士兵选拔后还要进行基本的管理和训练，“令民素听”[272]，平时就要严格训练士兵养成服从命令的基本素养，正所谓“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273]。士兵的勇敢在于军制管理严明，作战之机巧在于指挥得势，士兵的作战锐利在于将领赏罚有信，士兵军事素养的优劣在于军队教导有方；军需充足在于能够速战速决，军队强大在于能够及时休整，军队受损在于作战过多，此处论述涉及治军的各个层面。同时，在军队治理中，孙子强调爱兵“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274]，但是在用兵时却说“用之若土芥”[275]，亦反映了孙膑兵学的时代局限性。当然，孙膑对将帅亦有论述：“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孙膑特别重视“忠”的标准，这是与《孙子兵法》不同的地方，亦有战国时代明显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