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和写作原因

《形态》的写作在当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目的。首先，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19世纪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对于科学理论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形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是挣脱了封建束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开始激化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西欧的工人运动由自发的斗争逐渐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西欧的工人运动均告失败。如何科学分析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和途径，这是事关工人运动成败和整个人类解放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写作《形态》的。

其次，从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形态》的写作是他们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世界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们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和费尔巴哈主义者，他们借助于费尔巴哈克服了黑格尔哲学，又不断超越费尔巴哈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这两次转变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形态》就是这个过程大致完成的标志。1845年1月，马克思被法国的基佐政府逐出巴黎侨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恩格斯也于1845年春来到了布鲁塞尔。当他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他们就有认真清算以前的哲学信仰、阐述他们共同世界观的打算，这一愿望已在《神圣家族》中得到初步实现。但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个人主义等思潮对当时的德国理论界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由于其批判的外衣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迷惑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必要清算一下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他们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回顾这本书的写作：“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1]

最后，《形态》写作的直接动因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对费尔巴哈于1845年夏天发表的文章中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一事进行评价，并批判当年8月《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上发表的一批“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批判当年10月中旬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发表的鲍威尔攻击《神圣家族》的文章和施蒂纳为自己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辩护的文章。为了回应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阐明自己的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肃清以费尔巴哈思想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这部长篇大作。

《形态》全书共两卷八章，第一卷包括序言、1—3章，主要内容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第二卷包括序言、1—5章，其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卷的第2、3章手稿已遗失，存1、4、5三章。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由于德国反动当局和出版商的阻挠，《形态》除了第2卷第4章于1847年在《威斯特伐利亚》杂志上发表过外，其余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其余手稿则惨遭“老鼠牙齿的批判”。直到1924年，经苏联梁赞诺夫整理，它才以俄文首次发表了第一章，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2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由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辑，用德文发表了全文，载入旧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5卷。该书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个中译本由郭沫若翻译，于1938年在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