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两论”的写作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这样一种时空脉络中，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这段话，要从历史细节上考究，并不完全准确。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在欧洲创立了，并在世界范围逐渐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等人也都提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甚至还去俄国考察和总结过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但历史的真实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人所接受。“由于俄国与中国都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有不少相似或相近之处，俄国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便对中国的革命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传入中国的众多的西方思潮和派别中，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独领风骚’，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接受和选择，发生最为持久而深远的影响。”[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1919—1927年）；第二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实践论》《矛盾论》的产生（1927—1937年）。第一个阶段的第一个主要特点是：翻译、介绍和论述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重点宣传的是唯物论，这一时期翻译了一系列的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第二个主要特点是：这个阶段的译著还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不准确和不全面的特点。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主要宣传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主义几乎没有涉及。1924年前，中国刊物上几乎没有一篇文章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应用它去解决一些哲学问题。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到“两论”的产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重点宣传唯物辩证法。它有一系列的著作开始在中国被翻译出版，比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贫困》及《资本论》等。19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唯物辩证法方面，除了大量翻译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书籍外，他们还自己撰文介绍和研究唯物辩证法，为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这一时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张如心、吴亮平、沈志远、艾思奇、李达等人较为突出。中国人自己撰写和出版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苏俄哲学概论》《哲学概论》；吴亮平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沈志远的《黑格尔与辩证法》《新哲学词典》《现代哲学基本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6]等等。
同时，苏联1930年代的三本哲学教科书相继传入中国，“两论”的写作也得益于此。这三本书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新哲学大纲》（米汀、拉里政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北平国际文化社刊行，1936年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版），毛泽东带着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去研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他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写下了两千多字的读书批注。毛泽东读书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才找到真正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列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两论”标志，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极为深入和系统的反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标志有五个方面：第一，从译介上升为著述，最初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一种翻译介绍，而之后逐步上升为一种我们对它的观点的重新理解。第二个特点，从通俗普及上升为一种理论研究，第三，从学理层面上升为现实层面，开始逐渐地把这样一个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第四，从日常生活型上升为一种革命经验型。第五，由诠释上升为创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这样一种传播，是毛泽东创造“两论”的理论背景、文化土壤，为“两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两论”的创作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创造，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两论”的写作还得益于当时有利的战争环境。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的上半年，由于西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吃了几次败仗，“剿共”的态度慢慢地缓和下来，西北的局势相对稳定，包括西安事变最终也使得国民党它停止“剿共”的行动，这就为延安争取了一段安全稳定的环境，毛泽东读书的时间相对地增多了，读书的条件也明显地得到了提高和改善，包括国内一系列的著作也被翻译和出版了，也能够送到延安，毛泽东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在延安，凡是能找到的马列著作和经典读物，他都找来读一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就请当时在统战区工作的同志们买来读。
除上述因素外，“两论”的写作还受到了国际方面的影响。比如，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指出：各国共产党要独立地解决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共产国际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不要用笼统的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再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消除和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重新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