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落后国家只能迂回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苏维埃俄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和思想材料。列宁总结了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世情、国情和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深刻认识到：“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12]列宁逐步提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构想。探索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
1.实行新经济政策，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苏维埃俄国内战后严重的病态综合征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行，引发了全面危机。因此，俄共（布）十大作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这是当时可以也必须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的首要措施。列宁说：“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13]其目的是通过同个人利益相结合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大工业。其意义在于“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14]，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纠偏，意味着退却，即“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15]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设想国家通过“税收”和“交换”两个手段获得农民的全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可是，春天实行的“商品交换”到秋天就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16]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退得还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17]退到这一步就意味着引入商品货币关系，意味着市场活跃。这种退却与先前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冲突，带来了思想意识上、政策上的巨大冲击。因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水火不相容，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商品货币。列宁也认为商业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流转、商业、货币和自由贸易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宣告依靠国家垄断制、强制国有化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只是死路一条；然而，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势必使资本主义势力滋生壮大，只能算是一条退路。怎样才能停止退却、转守为攻、转退为进？列宁经过苦苦思索，终于在1922年底、1923年初，找到这条转退为进的新道路，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加上国家支持下的新型合作制。旨在提出经济上的国家新战略：“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再加上合作制，就能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苏维埃俄国“唯一走得通的道路”。列宁指出：“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18]列宁还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他说：发展商业“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19]，“完全禁止、堵塞”资本主义是干蠢事。他告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0]
列宁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21]。他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他对租让制和合作制尤其重视。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合作制”的新战略，以此来代替“国家垄断制+国家超经济强制”，作为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途径、制度保证：“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22]合作制在保证“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中的发挥重要经济基础作用，实现划时代的两个主要任务：“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23]
2.加强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
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但存在着浓厚的旧社会的“痕迹”，不适应新社会建设的要求。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换的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因此，列宁在《论粮食税》《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文稿中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新思想。
第一，对全党，列宁强调实现全面转型。怎样在新经济政策的新形势、新时期、新道路上，更好地改组工农检查院，用人民监督制的国家制度创新来反对官僚腐败，并从根本上改革创新国家机构、国家制度，从而为从新经济政策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俄国，提供坚实可靠的政治制度保证和国家制度保证。在思维和行动方式上，列宁要求从激进主义转为渐进主义。他说：“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所谓改良主义的方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24]在工作作风上，列宁要求坚决克服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因循守旧习气。他说：“少争论些字眼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他要求党员干部不要“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要“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25]
第二，在执政能力上，列宁要求全党学会经商、学会经济建设。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共产党员必须向国内外资本家学习经商，“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但是，身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不能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列宁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有过硬的本领，赢得与资本主义、资本家的竞赛。“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26]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强调“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27]等清除出去。
第三，对执政党的上层，列宁强调保证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建议撤掉“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性格“粗暴”的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以防止党内分裂。列宁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8]因为敌人把颠覆新生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党的上层分裂，党内的团结和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防止分裂的另一个措施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发展党内民主。
第四，对执政党的基础，列宁强调巩固工农联盟。他在1916年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工农政权本来是工人和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部队来代理的。而“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要巩固工农政权，就必须重视工农联盟。列宁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29]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党的中央机关中增加工人和农民党员，均是为此。
第五，对国家权力运行，列宁强调检查监督。他指出：改善国家机关，主要是按照“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的原则改组工农检查院，然后把改善了的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把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这就是实现两个委员会平位、平权。列宁设想，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应当非常广泛、非常灵活、非常严格，不应当有不受监督的人、机关和工作。[30]这样才能清除官僚主义和其他弊端，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
3.开展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
俄国文化落后，工农阶级中文盲众多。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后，苏维埃俄国仍处于“不文明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是远离社会主义的，而且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因此，列宁在《日记摘录》等多篇文章中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阐明了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的思想。列宁指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31]
列宁强调增强执政党的文化力量。他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32]“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改革党和国家机关，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键是培养、吸纳“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33]“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34]
列宁要求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他说：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两个划时代任务之一，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设想城市支援农村，认为“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35]
列宁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等措施。列宁认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扫盲。他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36]“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37]同时，要不断提高国民文化水平，这就必须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和文化事业。其措施主要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关心教师并提高教师的地位，“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还要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8]只有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提出了一套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也展示出了探索的方法和精神。列宁曾把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39]，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40]“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41]“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做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