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背景
关于这两封信的背景，我们要稍微拉长一些历史时段，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谈起。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的去世，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国际工人运动都是重大损失。当时，欧洲和北美工人运动已经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低潮走了出来，也亟须马克思主义予以指导。诸多革命者，包括恩格斯在内都急切想知道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例如，他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撰写得怎么样了，向马克思询问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是怎样回答或思考的，马克思一直想要写的辩证法大纲写了没有，马克思还有哪些宝贵的理论遗产，等等。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恩格斯立刻着手找马克思不止一次说起过的辩证法大纲。
整理马克思留存的资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资料量非常大，大都堆在马克思租住房子的阁楼上和马克思自己的书房中。为了能够顺利清理马克思的遗物，恩格斯又把马克思租住的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房子续租了一年，租期到1884年3月31日。从1883年4月中旬开始，恩格斯花了一年时间归类整理遗物，特别是书籍和文稿，工作量是异常大的。但即便这样，也没有整理完毕。例如，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马克思在1896年11月12日给二姐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我相信，敬爱的老将军（指恩格斯——笔者）整理过的这些包裹，尚未全部分类，不仅没有按日期分类，而且许多人的来信都混在一起，同一封信有时也东一页西一页地分散在不同的包裹里。”[1]
当时，鉴于马克思已经逝世，不少同志建议恩格斯离开英国。恩格斯断然否定了这个提议。否定的直接理由当然是马克思的遗物需要马上整理。第二个理由则是安全。恩格斯在1883年4月30日致倍倍儿的信中就谈道：“你问我是不是要迁居德国或瑞士，或大陆上什么地方，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到任何一个可能把我驱逐出境的国家去；只有在英国和美国，才能保险不会这样。我没有必要到美国去，除非是去访问。所以，我仍旧留在这里。”[2]第三个重要理由，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伦敦恩格斯可以有时间做理论工作。他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指出：“只有在这里才能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参加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3]同样还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袒露了自己的接下来的道路选择。这就是他更多想做理论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是无人能够替代的。当然恩格斯也深知实际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事业迫切需要，他也会毫不犹豫做宣传鼓动工作。“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在这方面，一些比较年青的人所试图做的事情，没有多少价值，而多半甚至毫无价值。考茨基是一个唯一勤奋的人，但他不得不为了挣钱谋生而写作，因此他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当然，要是像1848年或1849年那样的时代再次到来，一旦需要，我会重新骑马上阵。可是现在有严格的分工。”[4]
就理论工作而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项内容。一是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展的工作，包括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以及围绕《资本论》第一卷的再版及争论所做的工作。此外，还拟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但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持续到恩格斯去世的1895年，也是耗费恩格斯时间最多的一项工作。二是进行理论创作，主要是1884年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完成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一些较短的文章，如1894年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法德农民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三是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除《资本论外》）和自己著述的单行本并撰写序言或跋。如二人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以及恩格斯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上面提到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再版等。四是政论文章，用以指导工人运动或表明对时局的看法。例如，1891年发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以及自己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德国工人党予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这段时期他也写了一些关于欧洲局势、欧洲裁军以及关于德国、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状况的文章。五是大量书信。这些书信有不少或者对国际工人运动有指导意义，或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恩格斯的大量书信中，1890年之后的书信尤为需要关注。这是因为，在恩格斯去世的前5年中频频与朋友和战友、与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以及青年们通信，而且这个时候随着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也得到更广传播。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就收录了这一时期的书信超过550封。应当说，这550余封信肯定不是恩格斯这一时期书信的全部，有些重要的书信例如好几封给意大利红色教授拉布里奥拉的书信就没找到。在能够找到的书信中，5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尤其具有理论意义。现在人们一般把这5封信称之为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这个称呼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多拉茨基于1931年提出的[5]，该称呼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基本沿用至今。这5封信分别是：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以及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这5封信涉及如何科学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把握经济基础、如何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如何看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其二者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如何理解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这里我们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5封信中选择出两封予以重点解读。一封是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另一封是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这两封信曾经在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发表过。这两封信均是复信。第一封是针对布洛赫1890年9月3日致恩格斯信的复信；第二封是针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19日致恩格斯信的复信。
布洛赫当时还是柏林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大学生，他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阅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在来信请教恩格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针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在该书中，恩格斯认为在血缘家庭消亡之后，接下来就是普那路亚家庭，这种家庭排除了兄弟与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和婚姻关系。但布洛赫认为，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涅波图斯的记载，在希腊人那里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仍然是允许的，这就与恩格斯的论述出现了不一致。对此，恩格斯回答道，普那路亚家庭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同时要特别注意对兄弟姊妹关系的界定，即这是从母亲方而不是从父亲方划分的。“在古代看到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据我所知，局限于夫妻双方或者是不同母亲生的，或者是不能确定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是由不同母亲生的。因此，这些婚姻决不违反普那路亚的风俗。您还忽视了这一点：在普那路亚时期和希腊的一夫一妻制时期之间，发生了使情况大变的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飞跃。”[6]第二个问题布洛赫表述了两次。第一次是：“根据唯物史观，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论点？经济关系是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或者，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构成其他一切关系的坚实基础，然后这些关系本身又发生作用呢？我认为，维护前一种观点最坚决的是保尔·恩斯特先生，而维护后一种观点最坚决的是康拉德·施米特博士。”第二次是：“因此，我想问您，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是否像自然规律那样普遍地、直接地、唯一地和完全不依赖于人们、不可改变地和不可预防地起作用，还是其他关系诚然归根到底由经济关系所决定，但是它们也能够加速或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呢？”[7]而恩格斯是如何考虑布洛赫所提的这个问题的，下文会我们会进行详述。
博尔吉乌斯给恩格斯写信的时候是德国布勒斯劳大学法律和哲学系的一名毕业班的大学生。事情的起因是，在桑巴特教授主持的政治科学讨论会上，博尔吉乌斯作了关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报告，并与桑巴特教授发生了热烈讨论。“争论是围绕下述问题展开的，第一，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应该把‘经济关系’理解为什么？仅仅是被生产的和被消费的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呢，还是也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的生产这些财富的性质和方式；第二，是否应该把经济关系仅仅看作是制约其他关系，整个说来决定并影响这些关系的关系，就像‘环境’影响个人一样，而且特征取决于种族、创造性的个性的影响等等，并且被它们所改变，或者说，经济结构作为唯一的创造力最决定社会的状况，类似费尔巴哈关于单个人的说法：‘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8]在这场争论中，桑巴特教授认为归根到底是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但也不排斥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博尔吉乌斯认为经济起唯一的决定性作用。博尔吉乌斯给恩格斯去信的目的，就是希望恩格斯就这两种观点表个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恩格斯的回答，我们下文会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