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把他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经典说明描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6]。那么，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关系呢？

显而易见，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研究目标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7]，二者形成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促进的，用一般指导个别有助于把握个别的本质，而对个别的研究又有助于深化对一般的理解，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问题是怎样在研究个别中科学地对待一般，能不能把个别中得到的“一般”简单地上升到一般中的“一般”。在这里更具体地说，就是能否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一般”指认为唯物史观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中的一般？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不可以的。原因就在于，前者的“一般”适用范围较小，局限于西欧，后者的一般适用范围很大，它包括着全世界；由前者上升到后者，还有诸多逻辑环节，无视这些环节是不可以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只有在俄国已经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的时候，才可以说俄国的小农进而整个俄国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资本主义规律的支配；如果俄国没有倒进资本主义的怀抱，则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有鉴于此，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并进而认为通过这条道路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样的观点和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这样做，表面上是给了自己过多的荣誉，实际上是给了他自己过多的侮辱。

那么，如何理解唯物史观这个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理论呢？这一理论是超历史的类似于上帝绝对命令吗？不是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理论即唯物史观“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指旧哲学——笔者注）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8]。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把唯物史观看成超历史的学说。米海洛夫斯基恰恰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了错误的认读，把它看成一把超历史的一把万能钥匙，看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进而认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指认的是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但并不指认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体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也取决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特殊的情况。因此，要区分规律和道路，规律反映的是趋势或者说总体的抽象的道路，道路反映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发展路向和方式。我国学者在研读马克思的这封信的时候，大多重点体认马克思规律与道路的区分，以便反对教条式对待唯物史观，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这时候开启了从人类历史单线论向多线论的转变过程，这种观点在各国发展道路的意义上讲是有道理的，也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一些学者进一步从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上讲，这就走过头了，是经不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