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论十大关系是一篇讲话稿，关于这十个关系，可以分为五大经济关系和五大政治关系，五大经济关系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五大政治关系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1.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关于这个关系，毛泽东明确地指出重工业是发展重点，但是需要调整比例。当时我国工业状况非常落后，“以1950年数据为例，我国人均钢产量，印度为4.1公斤，美国577公斤，中国为1.1公斤；我国人均发电量，印度为14.3千瓦小时，美国2153千瓦小时，中国为8.2千瓦小时。”[10]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必须发展重工业，这点毋庸置疑，但需要调整比例，因为我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已经出现。根据1952—1955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统计，重工业所占比例一直上升，直到55年占到了47.3%，将近一半。而且56年在编制“二五”计划中，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仍然高达11∶1，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本质是一个工业布局问题，在这方面需要做出调整，由严格限制沿海工业的发展，到允许沿海工业的发展。其实，无论当时限制沿海工业发展还是后来允许沿海工业发展，都是由原因的。严格控制沿海工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195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的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内地占30%左右，所以从平衡工业布局的角度必须限制沿海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国防安全因素的考虑，当时新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不容乐观，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审批设计。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中国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11]
为什么到1956年要允许沿海工业发展？因为一方面沿海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海为例，上海这一个地区实现的利润，占整个一五计划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还多，而且当时的日用品一半以上都是上海生产的。另一方面，国家外部安全环境的好转，表现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和平的力量在增长，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降低。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经济建设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国防建设，这从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就可以看出来，从1950年到1953年，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1.1%、43.1%、33.6%、34.3%。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国防费比重虽有所降低，但总体上仍然偏高。1954年至1956年，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3.8%、24.7%、20.4%。所以在薄一波的回忆中就提到“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12]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来，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实现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转变。因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道：“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首先是国家和生产单位的关系，在这方面表现为企业缺乏自主权。根据当时相关制度规定，国营企业的厂长和经理，视企业规模大小和企业性质不同，只有开支200元到500元的机动权，公司合营企业更少，超出规定数字要报批。当时盛传，北京办事，最多的要经过“九关”，分别是局里的“四关”：科员—科长—处长—局长，部里的“五关”：科员—科长—处长—司长—部长，需要层层上报、层层审批。
其次是国家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积累的财富怎么分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提法，主要针对当时分配中不均衡的现象，重要表现就是职工工资问题。在薄一波的回忆中提道：“据劳动部门统计，1955年同1952年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1.8%，实际工资水平提高6.9%，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轻工、纺织这两个为国家积累较多的部门，职工实际工资反而下降。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就汇报说，石景山钢铁厂1952年的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长12.1倍，但是，职工生活改善程度不大。”[13]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本质牵涉到集权与放权的问题，当时在二者关系中形成的是“强中央弱地方”的格局。一方面是中央的权力的扩张。比如在经济上，仅在工业生产方面，中央各部委直属的企事业单位从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其中多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在财政收支方面，中央控制了收支的绝大部分资金，“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80%，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70%。
另一方面是地方权力的萎缩。地方的发展被严格限定，尤其是在工业发展方面。地方发展工业的两个顾虑：中央不准搞；搞好之后被中央收走。另一方面是地方财权有限，省一级财政收入只有三项：5%的农业附加税、3%的总预备费、自筹部分资金，而且三者数额都不高，县和乡更没什么财权。
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中，毛泽东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在某些地区大汉族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1953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党内指示，指出“现在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其次，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从资金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倾斜和照顾。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49—1994》显示：“从1955年起，国家财政专门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每年约5000万元；1964年起，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预备费高于一般地区2%（自治区预备费占当年支出总额的5%，自治州占4%，自治县占3%）。”[14]
7.党和非党的关系
如何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什么会有这种提法，这牵涉到当时社会中的一种声音：进入社会主义后民主党派还需要存在吗。因为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1956年三大改造即将完成，马上就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这些阶级既已不复存在，民主党派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那么民主党派是否需要继续存在呢？民主党派应当继续存在，首先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各民主党派中有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经营管理人才，通过民主党派团结这批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有利于共产党更好地执政。
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对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讲了三个观点：反革命可以被改造、反革命的数量大大减少、对待反革命要少捉少杀。之所以会这么讲是因为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一是斗争面过宽，根据档案资料现实，“运动中被列为肃反对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882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4.1%（个别单位在运动高潮时曾达到30%以上），其中查出反革命分子106名，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6%。下降面达776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曾被列为肃反对象总数的88%。”[15]二是斗争方式出现了“左”倾错误，相关资料显示，“一段时间内，在3422个斗争小组中发生打、骂等‘左’倾现象的有844个，占小组总数的24.7%，导致了一些冤案、错案。”[16]
9.是非关系
是非关系指的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提出这十个方面关系的最终的主旨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