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背景
《论十大关系》的背景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分析。从国内背景来看，《论十大关系》诞生于1956年，当时国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尾声，上述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论十大关系》其实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也是《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主要目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开篇就谈道：“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
从国际背景而言，《论十大关系》最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一方面是从时间上来看，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处于同一时间段。苏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是1956年2月14日，非常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开始酝酿形成《论十大关系》。
另一方面是从《论十大关系》内容而言，《论十大关系》的很多内容就是通过与苏联比较而得出的，目的就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就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毛泽东之所以谈到的苏联暴露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因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苏共首次承认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错误，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也被称为秘密报告。之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是因为该报告没有列入大会议程，赫鲁晓夫作报告的时候，只有波兰和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参加，中共代表团也没有参加。在赫鲁晓夫做完报告后，苏共把报告的内容通报给了各国的共产党。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但是到1956年3月，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赫鲁晓夫将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发放到党组织里，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实际上这份报告已经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美国中情局6月上旬在《纽约时报》将这份报告全文登出。可以说，这份秘密报告保密的时间很短。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开后，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斯大林，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谈道：“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枪决有98人，即70%……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大会代表中，因犯有反革命罪行遭到逮捕的占到了一半以上——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3]当这些数字被公开后，对斯大林认识的这种巨大反差不可避免在苏联引起了思想迷茫和社会混乱。在苏联根据大量披露的档案显示，对秘密报告有些意见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另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秘密报告同样引起了巨大震动，在与苏联关系不是十分融洽的南斯拉夫受到普遍的赞扬，更多的国家是茫然不知所措，至于亚洲国家的越南和印尼，都在党内严格限制秘密报告的讨论。
分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关键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斯大林问题的方式。当时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认为：苏共在没有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也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4]
对这份秘密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捅娄子揭盖子”。之所以认为是“捅娄子”是因为：第一，这份报告没有公正地评价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当我们把赫鲁晓夫主持下评价斯大林与邓小平主持下对毛泽东的评价相比，这种不足就更明显了，赫鲁晓夫完全抹杀斯大林功绩，而邓小平则把毛泽东“三七开”，认为功是第一位的。第二，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没有深刻分析，将错误原因归结为个人性格和道德缺陷。用赫鲁晓夫的话就是，“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缺乏从体制机制层面的分析。第三，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原则上错误指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方法上的错误指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没有事先同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第四，道德层面的批判，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时国内讨论秘密报告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的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5]从道德这个层面来谈，赫鲁晓夫就这样的批斯大林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还有其他政治目的。
“揭盖子”是指对《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来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最大的贡献就是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进一步来说就是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苏联的迷信，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按照苏联的方式搞建设，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一是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道路独创性的探索受到苏联的打压。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其他东欧国家都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而南斯拉夫则是在南共的领导下通过自主的武装斗争获得了民族解放，因此具有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但这种探索却遭到苏联的粗暴对待。1948年6月，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11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宣布南共中央的领导人是敌人，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南共领导。
二是迫于苏联的压力中共长时间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中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党的文件中却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提法。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此，中宣部曾专门发文作出指示，《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解释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按毛泽东同志指示办理。……在写文章做讲演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究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的压力，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的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