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理论原因:把握辩证法的需要

(二)直接理论原因:把握辩证法的需要

至迟在1910年,列宁就认识到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在写于1910年12月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列宁就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1913年9月,由倍倍儿、伯恩斯坦编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在斯图加特出版,通信集分4卷,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883年的来往书信1386件。通信集出版不久,列宁于1913年10—12月就进行了阅读。他在书上画了许多标记,并在笔记本上作了重要书信的内容提要和一些有关段落的摘录,还编了两个简单的名目索引。研读列宁的阅读记录就可以知道,凡是涉及辩证法内容,他都高度关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读完通信集,列宁就着手写一篇评介文章,可惜的是文章只写了开头部分,而没有写完。后来列宁把已写就的部分于1920年1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并以这篇文章纪念恩格斯诞辰100周年。在这篇题名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文章中,列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3]

这里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尽管列宁认识到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对何谓辩证法的问题做过一些思考,但他对何谓辩证法的问题还是没有底气的,而没有底气也就意味着需要把深化自己的思想,使之变得有底气。这一点,正是列宁在这一时期进行以辩证法研究为核心的哲学读书活动的重要理由。或者直接了地说,这是列宁为了加强自己辩证法理论武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