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
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是俄国民粹派关注的关键问题，也是马克思这封信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于民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做了如下精准的表达：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那么，马克思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在马克思看来，米海洛夫斯基从《资本论》中寻找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看法是找错了地方，因为《资本论》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看法。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米海洛夫斯基只好通过《资本论》中的一个对赫尔岑的批评性评论注释来推断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反对民粹派的主张的。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做法很不严肃。在马克思看来，米海洛夫斯基既然可以根据马克思同赫尔岑的争论得出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米海洛夫斯基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来断定马克思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而其实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拟就俄国公社乃至俄国的前途命运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因为他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那么，马克思的结论是什么呢？这就是信中所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9]马克思认为，他得出这个结论是研究的结果。他指出，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他自己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所交代。应当说，马克思的这个结论与前面已经提到的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考虑到这封信是发往俄国的，为收信者安全计马克思的表达比较隐晦，因而，如果我们要把握马克思的真实意思，就应当联系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涉及俄国的部分来进行。
我们还可以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与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信中的观点及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的观点进行比较。在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20]可以看出，这封复信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信的内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后一封信的表达更为具体和精准罢了。我们再来看看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的相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1]显然，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的论述与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的论述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达更加清晰了，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而其基本精神与1877年的信也是一致的。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1877年信中的观点还不成熟而1881年的观点开始成熟的提法是不准确的、经不起推敲的。
那么，在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马克思只承认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支点，但也有可能完全瓦解从而不再成为支点；而民粹派大都则完全把它看成俄国社会主义的支点。马克思为这种可能性设置了条件，这就是要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角度看问题，要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看作俄国革命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或者说必要条件；而民粹派则无视这一条件，认为自己负有解放俄国乃至解放欧洲的神圣使命。还有一点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体现得不明显，但在随后的文献中体现得较明显，这就是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不能与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画等号；而民粹派则对俄国农村公社做了过高评价，认为它虽然有待发展，但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占有形式。
这里需要做些补充的是，马克思于1869年10月中旬收到了丹尼尔逊寄来的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本书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而读这本书也成为马克思学习俄文的诱因，到1870年2月10日，马克思读了这本书开头的150页。马克思对这本书评价颇高。他在该年2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这是继你的《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这个人是他所谓的‘俄罗斯乐观主义’的死敌。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但是弗列罗夫斯基的书的确完全出乎意料。这样的东西能在彼得堡出版，实在令人惊奇，无论如何是一种转变的标志。”[22]这封信中，尽管马克思对弗列罗夫斯基俄罗斯成为共产主义黄金国的期求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这本书已经引起了马克思对俄国情况更大程度的重视。此后，马克思不断索要、收集俄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出对这方面的高度重视。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修订《资本论》第1卷以及撰写第2、3卷的需要，二是马克思为了更好领导国际工人协会特别是其所担任的协会俄国支部书记的需要，三是对俄国公社特殊性所引发的兴趣。这里仅就第三点提供些资料。1873年3月22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制度有些独特：“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23]在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俄国公社还如此大面积存在，这不能不使马克思认真地思考其发展道路的多重可能性问题。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去世当年，恩格斯公开了这封信，米海洛夫斯基也于当年在俄国看到了这封信。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米海洛夫斯基面对这封信的反应。米海洛夫斯基认为马克思读了他的《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据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甚至荒唐可笑地以这封信而自豪”[24]。其实，米海洛夫斯基又一次误读了马克思，因为没有读出马克思与他的重大分歧。而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马克思当时不寄出这封信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