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涵
恩格斯在这两封信中所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平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对于经济基础的内涵，目前理论界还存在分歧。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在我国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把该工程教材的看法视作在我国的主导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经济基础是这样界定的：“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9]“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多种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10]可以看出，上述界定认为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同时也与社会存在范畴存在很大区别。
应当说，排斥生产力来界定经济基础的做法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0年，斯大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同年该书就出版了中文版。在书中斯大林把经济基础界定为“社会发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11]，而所谓的社会经济制度指的就是生产关系，因此，这个界定是从生产关系角度界定经济基础的。由于苏联及斯大林对当时中国的重大影响，斯大林的这个界定就成为主导的界定。我国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争论，就是在斯大林这个界定基础上进行的。当时论战的主阵地是中央马列学院[12]，形成了以杨献珍为一方主将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主张者和以艾思奇为另一方主将的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主张者。论战的实质是经济基础到底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还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杨献珍持第一种观点，艾思奇持后一种观点。论战的结果是杨献珍一方后来受到了政治批判。这里也要提及的是，当时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斯大林的界定有看法，认为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13]，但这种观点在当时没有多大的认可度。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质疑斯大林定义的科学性，但鉴于不少人仍然认可斯大林观点的合理性，因而，斯大林的观点还有很大的市场。今天我们进一步学习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科学理解经济基础范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首先看看恩格斯的回复博尔吉乌斯信的针对性是什么。从上文对博尔吉乌斯给恩格斯信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尔吉乌斯视野中的经济关系是比较狭义的，纠结在“仅仅是被生产的和被消费的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呢，还是也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的生产这些财富的性质和方式”方面，恩格斯对他的这个纠结是不认同的。
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关系绝不仅仅是博尔吉乌斯所指出的范围，而是要广得多。对于经济关系包括的内容，恩格斯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关系包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内容的具体表现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14]这里面，虽然没出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字眼，但结合内容和上下文，这句话是就占统治地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的。同时，这句话也表明，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在他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他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而就是在这两本书中，我们是可以得出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的观点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在这段话中，经济可以理解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统一体，而经济则是历史的基础，亦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基础。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法、宗教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经济关系”“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的。[16]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经济关系”“物质经济基础”都是同等涵义的范畴。可见，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的观点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第二，经济关系还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还包括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而不管这些残余是由于传统还是由于惰性才继续保存下来。由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恩格斯不是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主张者，而是综合经济基础论的主张者。
第三，恩格斯进一步认为，经济关系还包括人口、生产所依赖的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具体地讲，这就是他所说的“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以及“种族”这种“经济因素”。[17]这一点，更是与现行教科书体系中的观点不同的。
从上面所述三层内涵来讲，恩格斯对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社会存在同等序列、含义几乎相同的一个概念。区别只在于，经济基础是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的，社会存在是相对于社会意识而言的。我们认为，恩格斯对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更准确、更权威。而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自然也就会更为精准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句名言的含义。显然，这里的需要要根本上应从恩格斯所阐述的经济关系的需要角度理解，而经济关系的需要不仅仅指生产关系方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