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和重要原理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逻辑结构非常清晰，由1888年单行本序言、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
在序言中，恩格斯除了讲述本书的历史背景和写作原因之外，还对作为本书附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行了说明。恩格斯在把《费尔巴哈论》送去付印之前，又重读了一遍他与马克思合著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旧稿。他认为旧稿并不适用于全面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要求，其中不仅缺乏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而且在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部分，相关重要范畴的表述也不够准确。同时，他对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称其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
第一章，恩格斯在全面评述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及其唯心主义哲学解体的必然性。恩格斯首先指出19世纪的德国同18世纪的法国一样，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19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理论家表现出政治上的两面性：对封建专制统治不满，有着革命的愿望，却又畏惧暴力革命，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而造成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迂腐晦涩的哲学言词后面隐藏着革命意义的哲学内容。
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集中体现了德国哲学的上述特点。恩格斯通过分析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揭示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两个凡是”命题既有在哲学上替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做辩护的保守而反动的一面，其中也潜在地隐藏着革命性和发展性的一面：因为黑格尔认为现实的属性在事物的发展中仅仅属于那种必然的东西，而且现实性并不是某种事物所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属性，当其丧失了必然性也就丧失了现实性，从而趋于灭亡。“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2]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彻底否定了人的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最终性质的观点，也就是说，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认识，都是一个无限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前进的过程，由此终结了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及其哲学的伟大贡献，一是他的哲学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二是他通过辩证思维方法指出了一条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但黑格尔并不是自己得出上述结论的，因为他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于“绝对观念”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造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3]恩格斯紧接着分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解体的必然性，指出体系和方法的内在矛盾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拉开了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的序幕。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出现了老年（右翼）黑格尔派和青年（左翼）黑格尔派的对立，前者坚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抹杀了辩证方法的合理内核；后者则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提倡人的自我意识，强调辩证法思想。恩格斯指出，当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在与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问题迷惑不解时，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其历史功绩在于批判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4]，揭露了宗教神学幻想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走向创立新哲学的“中间环节”。但是其缺陷在于“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5]。
第二章，恩格斯主要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主要局限。为了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哲学的性质，恩格斯在第二章开篇精辟地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确立起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按照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标准，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经历了从黑格尔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在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彻底决裂后，费尔巴哈认识到：第一，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过是对造物主信仰的虚幻残余，是上帝的别名；第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的、可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世界；第三，意识和思维不论看起来多么抽象和超感觉，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归根结底在于“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6]
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无法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恩格斯看来，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第一个特有的局限是机械性，基本特征是用力学思维或纯粹机械的原因去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将人也看作一部机器。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是形而上学性，基本特征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7]。第三个局限是历史领域中的非历史观点，即唯心史观，造成这一局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他们不易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偏见和认识误区，人们往往将少数英雄人物及其精神活动夸大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从而陷入了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就费尔巴哈本人而言，尽管他“炸开并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由于他既没能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又没能将其唯物主义学说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从而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最后，恩格斯从哲学史实际、社会逻辑和历史事实等方面指出，施达克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而不是思维第一性作为判断唯心主义的标准，进而把费尔巴哈指认为唯心主义者，这是错误的，造成了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理论混乱。
第三章，恩格斯主要剖析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揭示了其唯心史观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这集中表现为对他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哲学的分析和批判。
在宗教哲学问题上，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有神或上帝的基督教，但他绝不希望废除宗教而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他不仅把宗教说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关系或心灵关系，更夸大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将宗教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把全部人类历史说成是宗教的变迁史。恩格斯从批判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这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事实指出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危害：一是他把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感情关系尊崇为宗教，破坏了人与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此外，感情关系或心灵关系同人类共存亡，而宗教作为一种历史范畴，终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趋于消亡；二是他以宗教变迁划分历史转折，模糊了人们对历史上重大阶级斗争的理解。恩格斯借历史事实雄辩地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运动都伴随着宗教的变迁，只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才使一般历史运动带有宗教色彩。在批判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基础上，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点，即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而不是相反。
在伦理哲学问题上，费尔巴哈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他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这种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会受到行为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双重矫正，因此要满足追求幸福的欲望，既要正确估量自己行为的后果，也要承认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8]。恩格斯以现实的、历史的人为出发点指出费尔巴哈伦理哲学内容的抽象与贫乏，以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善恶”为例批判费尔巴哈不懂得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批判了其道德原则的空想性和阶级性。恩格斯还指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一方面不懂得社会实践是从抽象王国走向现实世界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他长期生活孤寂，没能投身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才使得他在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以批判费尔巴哈伦理哲学为基础，恩格斯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一些基本观点：道德具有历史性，一切道德原则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抽象道德；道德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各有各的道德，泛爱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只能导致丧失革命性的有害结果。
最后恩格斯特别指出，马克思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9]代替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超越了费尔巴哈。
第四章，恩格斯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与恩格斯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转向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同黑格尔哲学发生了分离。但与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不是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抛在一边，而是在深刻批判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保守体系的同时，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次，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而且也是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的产物。恩格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指出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仅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最后，恩格斯还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10]，阐明了社会历史领域内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明显区别，指出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并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于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这样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成分，结合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在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中都坚持了辩证的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崭新的世界观，而且概括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总结了工人运功的宝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和社会实践依据，从而使其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在结束语中，恩格斯通过分析德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1848年革命以后对待理论的不同态度，阐明“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1]，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1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而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需要掌握的重要原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