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背景

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历史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终结，这为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带来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美苏冷战格局戛然而止，推动了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当时甚至有人预言说，20世纪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与失败。这无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将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打得多久？改革开放能否发展中国？这些问题萦绕在国内许多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有余。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1988年实行价格闯关，由于通货膨胀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遇到重大挑战，在北京等大城市，极少数人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物价上涨引起群众焦虑以及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对中国施加各种影响，在这种状况下，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动乱，很快北京等大城市恢复了正常秩序。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三大重要的现实困境，即发展速度滑坡，改革进程停滞，开放步伐停顿。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个传统观念，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仍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所困扰，打不开思想，迈不开步子。一些始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情有独钟的反改革势力重新聚合，重弹历史陈调，企图完全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而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不迅速摆脱这种困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就会被扭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会中途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再次偏离正确的航程。

为此，1991年后，党中央陆续召开一系列专题座谈会，研究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1992年1月，江泽民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党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视察途中，他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篇在历史关键时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乾坤的重要之作。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迅即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二号文件，正式向全党下发和传达，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全面深刻地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二号文件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的高潮。1992年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这篇谈话对于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于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