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笔

煮尘

答亚泉

杜亚泉先生，吾国学界之泰斗也。回忆十年前，于绍兴教育会，得识先生。其时同人等，在越城创设一书报社，期将世界之新智识，灌输于内地，并发行《绍兴白话报》，以开通一般大多数之人民。蒙先生力为赞助，并购办印字机械，创设印书局，以便白话报之印行。其后先生又有《绍兴选报》之组织，以编辑之役相嘱，是时予适注意于农业，以躬耕陇亩，不求闻达为怀，遂未兴选报之事。惟日常至社，得聆先生之教，先生不苟言笑，凡一语之发，必斟酌轻重，按切学理，因是心窃仪之。嗣先生复游沪，遂相阔别。去冬，予投身社会党，今春至沪，创办《新世界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前以印事至商务书馆，得重晤先生，言论之下，先生与吾党抱宗旨，不无异同，予因讷于口辩，默尔而止。嗣欲作书答覆，又以事牵，迟迟未果。继思先生学深望重，凡有所言，均足以动一般学者之视听，于吾党前途，与社会主义之施行，不无窒碍，因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乃不揣末学寡识，妄作辩论，以告当世，并以质之先生，爰缘其词如下。

先生言社会主义，不宜行于中国，以中国无资本家与大地主之出现，劳动者亦未尝受雇主之虐待，所以社会主义，在欧美可行，在中国必不可行云云。今按社会主义者，欲去旧社会组织之弊，而以科学的理想，合一切人事，括全社会之种种制度，风俗习惯，而更以真理新法组成之，非必仅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冲突，巨富与极贫之悬隔，乃始可施行是主义也。然则谓社会主义，不必行者，必中国之社会组织，制度习惯，皆已臻于极完善极安宁之域而后可。试问今日中国之社会风俗为何如乎？人心之偷薄，教育不足以救其弊，家族之敝害，古训不足善其行。盗贼满山，非政治法律所能治弭，饿殍载道，非慈善事业所能济救。所谓经世家、当道者、政客一流人，或以竞争权利为其本怀，或以补偏救弊以相号召，处此社会，不从根本上解决之，势必千疮百孔，顾此失彼终于无济。今为正本清源之计画，惟有实行社会主义，尽去一切旧有之弊窦，而易以满足人类欲望之新组织。如造屋然，数千百年破旧之巨室，摇摇欲倒，仅施以补苴罅漏之策，以图偷息苟安，未有能济者也。此中国必宜行社会主义者一也。

欧美社会主义之所以盛行，固由于资本家与大地主之专横，劳动者与贫苦者之反动力，此不过如物理学家，所谓压力愈重，则反动力愈大而致然耳。然不能以无此反动力，即终古无社会主义之发现也。如希腊时伯拉图所著之共和国，以共产同内为主旨，此则社会主义之滥觞，自是以后，此等之著述，不一而足，均在资本家大地主未出现以前。而中国古籍，如《礼运》之言“大同”，《老子》之言“无为”，《庄子》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孔子》言“均无贫，安无倾”，是等理论，何尝非社会主义之精神乎？然则谓必先有资本家大地主，然后乃能有社会主义者，确然非矣。且欧美之所以不能即行社会主义者，正因资本家与大地主，不但握有生产之机关，且并握有政治之机关，借政府、军队、警察之武力，有以制劳动者与贫民之死命。故识者谓欧美今日之社会，外观虽似文明，内界实含黑暗，所谓“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之一语，已成为历史之陈言，不见于今日之事实。欲救其弊，甚觉其难，观于去冬英国大同盟罢工一案可以睹矣。今我国尚幸受病，不至如欧美之甚，苟先事预防，不使发现是等恶现象，为顺序和平之进化，施行社会主义，以渐臻乎大同太平之域，岂非美事？夫人之罹疾，必俟其病已深而始医治之乎？抑在病初起而即医治之乎？或于无病之时，先慎卫生之术，而使其病无由生乎？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此中国必宜行社会主义者二也。

且欧美资本家与大地主之专横，劳动者与贫民之困苦，其原由物质文明之发达，机器夺人之结果也。今日世界大通，洋货之入内地者，滔滔如水赴壑，利源外溢，势将则泽竭而渔，非实行社会主义，废私有财产，使一切资本，生产机关，尽归于社会，而以劳动普及于个人。使一社会如成一极大之公司，合全社会之力购办机器，兴种种之实业，以图存活于今日经济剧烈竞争之场里，再破国界以共进世界于大同，斯乃为今日救亡之至计。否则因仍旧社会而不变，即能使富者尽出其财产以振兴生利之事业，博万一之竞胜其效果见，则数十年后，亦不过演进如欧美现今之状态，而劳动者与贫民大多数人类之困苦，已不堪闻问矣。言念及此，能不惊悸？此中国必宜行社会主义者三也。(https://www.daowen.com)

夫中国亦曷尝无资本家与地主乎？不过比之欧美，有大小高低之程度比率耳。譬之寒暑表之温度，在八九十度者，固谓之温，其在一二十度者，亦何尝不谓之温耶？然则可谓中国今日无资本家与地主耶？苟任其经济之自由竞争，不有以救其弊，势必至有如前所云者矣。况更有外来之大资本家，行将侵入耶？然则今日而欲图救贫之策，缮群之方，舍社会主义尚有何道耶？

又先生言中国之社会党，均系无赖，此可谓放言告论，一笔抹煞吾党矣。夫吾党今日，人数已五万余，固不能保必无莠者之搀入，然竟谓吾党尽属无赖，其可乎？其不可乎？且今日各党林立，岂别党之人格，尽高尚纯洁，而无一无赖入其间乎？如先生言，必中国无一党而始可。进言之，则一社会，一国家，与夫全世界，亦无处不有无赖，则社会国家世界，亦目之为尽属无赖乎？先生于此，当亦爽然自失矣。

先生随又询吾党所办之杂志，为营业性质乎？抑否乎？予当时对以欲求维持之永久，自非有营业之性质不可，而先生乃嗤之曰：“然则曷不行社会主义乎？”嘻，先生误矣，先生盖误认社会主义为慈善事业，与一般分送善书者流耶？夫社会主义者，个人对于社会，有任一职或一业之义务，而社会对于个人，亦有保护与报酬之责任，岂谓社会主义行，则人人皆尽义务于社会，不必略取报酬，食天雨之粟，而衣地出之帛耶？今日社会主义，尚未施行，吾党对于社会，稍收代价，以作印费，以图持久，夫亦何害？盖正合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本旨，先生嗤而讥之，亦曷不将社会主义之名词之理解，一细心研索之乎？

更有进者，则人于力争而得之物常能保惜，于施与得之物，常不甚珍藏，人之情也。不观乎人以重价而购之书籍与古玩，保存惟恐不及，于施送之善书，均弃若敝屣乎，然则吾党所办之杂志，固非施送善书之比，而尤不必与施送善书者比也。

近顷又见北京某报，亦力诋中国不能施行社会主义，其所据之理由，谓必有三条，乃始可以施行社会主义：一中国之科学不发达；二机器不盛行；三资本家不出世。是等论说，乃暗袭数年前梁启超《新民丛报》之唾余，水母目虾，更不足与言社会主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