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陷落；接着，赵桓向金主上表投降。金人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民族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收缴上来，劫掠一空。翌年四月初一，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和在东京的所有嫡亲皇室、宗戚，及技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皇室中得以脱网幸免的只有宋哲宗的废后孟氏和身任大元帅的康王赵构。金兵同时还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这就是旧时史书上的所谓“靖康之祸”。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加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成了金人的猎物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公羊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则律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十月中旬，赵佶、赵桓等人，又从燕京的悯忠寺出发，被押送到旧日辽国所建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批被俘的北宋官员则被押往显州（今辽宁北镇市）。1128年秋，他们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皇后都要罩头帕，着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一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朝的祖庙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乾元殿，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胜国天子金太宗。这当然都是最为难堪的。
年末，金太宗又把赵佶、赵桓父子及皇室九百余人迁徙到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八面城），赐地十五顷，让他们种植庄稼、蔬菜，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之下，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更加荒凉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这里，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坐实，这个所谓的“井”，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在城垣内前后察看一番，确实发现了一口古井。如果属于当年旧物，我以为，也是供这些亡国贱俘饮用的水井，而根本不可能在里面住人。据分析，他们极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尔可见的“地窨子”里。莫说是八百年前气温要大大低于现在，即使今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把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囚禁在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就得冻成僵尸。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之所以称为“井”，无非是形容其局促、塞陷的景况。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一般的井，只有盖而无门；“西风撼破扉”云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当时绝非住在井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末代皇帝丢了江山之后，含愤自杀的寥寥可数。因为“知耻近乎勇”，若是一无廉耻，二乏勇气，就不会像明朝的朱由检那样煤山自缢，选择“殉国”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变装出逃。可是，出逃又谈何容易！到了穷途末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变成“率土之滨，莫非敌臣”了，往往是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人家递解回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选择，索性白旗高举，肉袒出降。这在大多数亡国之君，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他们的逻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新的王朝宽大为怀，只要脸皮厚一点，还有望混上个“安乐公”“归命侯”当当，可以继续过那种安闲逸豫的日子。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历史上多数“降王”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了亡国贱俘以后，如果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那样，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倒还罢了；假如类似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这样，投降之后沦为俘虏，一时半刻又能喘上几口活气，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终身縻押，心灵上备受屈辱不算，身体上还得吃苦受罪，结果是“终朝以眼泪洗面”，那又有什么“生趣”之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