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联语中“狮山更比燕山高”一语，寓意十分丰富而深刻。它涉及建文帝与永乐帝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作者认定建文帝匿迹武定狮子山，所以，这里以“狮山”借代建文，而“燕山”则指的是永乐。
这种句法原是从唐宋诗人那里学来的。唐人罗隐评价光武帝与严子陵，有“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的诗句。范仲淹则把东汉开国功臣拉出来和严子陵对比，结论是：“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这些诗句，都是通过对严子陵那种不慕名利、淡泊自甘的风范的颂扬，体现出浓重的士大夫自命清高、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思想感情。联语中揄扬退位隐居的建文，而贬抑攘权窃位的永乐，与此有一定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隐逸的传统。几千年前的《易经》上就讲，“肥（飞）遁，无不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特别是庄子，系统地宣扬了隐逸思想。他最先阐发了对后世发生极大影响的“身外之物”论。他说，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托，寄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可是，人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寄去则不乐”。因此，他感喟地说：“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庄子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热衷权势者的画像：权到手了战战兢兢，权势丢了痛哭流涕；睡了做噩梦，醒着不安宁。磨墨墨磨，弄权权弄。究竟是人在当官，还是官在磨人？这种隐逸思想文化的确立，正是泥涂轩冕、归钓江湖的严子陵被历代文人捧得那么高的社会思想背景，也是关于建文帝的这副联语的意蕴所在。
由于这副联语是悬置于正续禅寺的，因此，它对于是非、高下的判定，必然考虑到佛禅的“红尘觉悟”。佛家认为，功名富贵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偶遇，用终极关怀的眼光看，并不具备真正价值和实际意义。建文帝王冠落地，遁入空门，由大起大落而大彻大悟，在佛家看来，当然要比不择手段地追逐权位的永乐帝高超百倍。
如果不从庄、禅的角度，而是就史论史，专从事件本身来考究，联语中的结论也可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据明史记载，朱允炆继位之后颇有一番作为，深得人心。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对祖父的诛戮功臣、雄猜忌刻，一直持有异议；亲政之后有意识地调整那种君主集权政治，注重发挥臣下作用，提高文臣地位；同时诏行宽刑薄赋，举遗贤，兴教化，重农桑，赈饥民。这一系列的兴革措置，为长期生活在高压、紧张的政治环境里的官民，提供了一种宽松、温煦的气氛，一时道化融洽，万民称治。不期这位颇得人心的青年皇帝，只维持了四年统治，就横遭惨败，饮恨终生，自然引起了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同情与怀念。
明乎此，就容易理解：当朱棣挥师进入南京后，为什么朝中诸臣拒不降燕，战死及自杀者那么多，仅弃官逃走的就有四百六十多人。许多人无视酷刑峻法，甘冒斧钺之诛，抗命不屈，死得极为惨烈。史称，“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所表现的气节，简直比改朝换代、异姓称王还要厉害。
对此，明代诗人朱鹭借凭吊死难遗臣方孝孺做了真实的描述：
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岂忍忘！
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而对于朱棣，在明清两代文人中则多有微词。人们当会记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一位儒士之口，说：“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帝，就弄坏了。”不仅朱棣本人，就连受他器重、辅佐他“靖难”夺位的僧道衍（姚广孝）也遭到了时人的非议与厌弃。
据《明史》和《逃虚子集》记载，由于道衍助“桀”为虐，滥杀无辜，在他贵登高位之后，回到家乡吴县去拜望姐姐，姐姐却闭门不纳。访问老朋友王宾，王宾也不肯相见，只是站得远远地，连声说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亲人、朋友的鄙视和冷漠，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此后便不再参政，潜心遁迹佛门。
传说，在他的晚年还曾保护过逃匿在外的建文帝。但明朝的后世君臣对他仍无好感。嘉靖年间，明世宗以“姚广孝系释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为由，将他的牌位从太庙中搬出。
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永乐帝在历史上还算得一位英主。他继承太祖的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坚持“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国家和睦相处，避免战祸，进而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而且，我们评议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既不应感情用事，也不能囿于封建伦理。无论叔侄哪个做了皇帝，应该说，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掌权，代表反动统治者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