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坡书院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北宋负孤忠，春梦一场，忘却翰林真富贵；
南荒留雅化，清风百世，辟开瘴海大文章。
寥寥三十二字，对于坡翁在超越自我、战胜逆境的同时，以其“清风雅化”，为开启海南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了有力的概括。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
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在孔门圣教熏陶下，他自幼即“奋励有当世志”，立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和“尊主泽民”的理想抱负。针对国库空虚、官冗兵弱等弊政，他曾写过大量策论，想要通过改革，“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是，现实并不赋予他这种机会，“戴盆难以望天”，刀斧之余，一贬再贬，仕进之途已经重重阻塞。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他刚一踏上海岛，就被这里的奇异风光吸引住了。海南山间的急雨奔雷，开阔了他的胸襟，触发了他的诗兴：“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他热情地赞美岛上特有的飓风来临时的奇丽景色：“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这同诗翁的豪纵不羁的情怀恰相映照。难怪弟弟子由读后，激赏其“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天空海阔的浩瀚气势，使他冷静地思考人生，达观地对待人生，既引发出宇宙无穷而生命有尽的感慨，又产生了将有限生命统一于无穷宇宙的顿悟。南国的生机盎然的迷人春色更令他怡然心醉，升华了他的乐观情趣和诗性人生，这也有词为证：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在这方面，坡翁与晚年的谪仙李白有些相似。李白流寓皖南，通过同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和沉酣于壮美无俦的自然山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才未展、壮志难酬的苦闷，平复了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灵损伤，激发了澎湃的诗情，三四年间写诗一百三十多首。东坡在贬谪期间，也同样取得了诗文的巨大收获，居儋三年共写诗一百七十四首，各体文章一百五十六篇。
两人晚期的诗文，作为解脱苦闷、宣泄情感、释放潜能、实现自我的一条根本途径，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其中也有明显的差异。除了时代的烙痕，比如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见长，而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取胜，李、苏两家自不例外；单就风格来讲，虽然同是豪纵奔放，挥洒自如，都具备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但太白一些诗作，愤激、清狂，反映出内心的苦痛与压抑之沉重；相形之下，东坡为诗则显得从容、逸宕一些，而且时杂风趣。他说：“吾侪老矣，不宜久郁。”可见，内心同样也有深重的忧伤，只不过善于消解罢了。
坡翁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从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
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坡翁有一首《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的诗：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
对于南荒徼外的儿童奋勉向学，诗人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欣慰。
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如黎子云、符林、王霄等；有些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四五百年间，儋州未曾有一人登第。对此，坡翁深以为念。遇赦北归时，他将自己所用的一方端砚送给了弟子姜唐佐，并题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海南与中原地区虽为沧海隔开，但地脉未曾断裂，文脉也应该是相连的。读书士子要发愤图强，勇破天荒，改变当地文坛落寞的现状。诗句中对于海岛人才的成长，寄寓了殷切的期待。坡翁的这一厚望并没有落空，离儋不久，这里便陆续有一些人擢第登科，并出现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琼台记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东坡先生无分境况的穷通，一贯关心民生疾苦，热心为百姓兴利除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生命本色的体现，表现了封建时代作为一员开明的士大夫的优秀品格。如果说，过去在太守任上，这样做是出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还带有某种“恩赐”因素和“临民”姿态；那么，现在身在海南，则完全与黎民百姓融为一体，换黎装，说黎语，甘愿“化为黎母民”，既不是居高临下，也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本儋耳民，流落西蜀间”，索性以本地群众一员的身份出现。
说到诗翁谪居海南期间教民化俗的泱泱德政，人们自然会想到东坡书院的另一副联语：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两典并用：一是上引的“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二是东坡谪居黄州时曾写过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纵观两宋以还的千年史迹，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的善行来说，真正能够和坡翁比并的人，原不是很多的。有明一代，远谪云南的杨升庵算是一个。据《蒙化府志》记载：当地士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载酒从升庵先生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从杨升庵在滇的诗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首推第一来看，也与东坡有其相似之处。
其不同之处在于，杨升庵在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之外，还纵情声色，流连歌伎，放浪形骸，有时竟达到颓废的程度。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这简直就是胡闹了。坡翁是绝不为此的。
当然，杨升庵这样佯狂放诞，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面，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因为嘉靖皇帝对于杨氏父子在“议大礼”中的表现，尤其对升庵挑动群臣哭谏闹事一举，一直切齿怀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在坡翁来说，似乎全然不顾危机四伏的处境，也不理会这种韬晦全身的策略，否则，他也许不去浪吟什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了。
一提起这两句诗，我又不由得记起了那位专和东坡作对的奸相章惇。算是皇天有眼，这个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谪臣，偏偏贬逐在离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东坡就在遇赦北归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惬意呢，还是报之以轻蔑的沉默？按说是都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全然不是。他实在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听到这个讯息之后，他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女婿，备极恤慰，及于家人。信中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毙，原属罪有应得。《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一流，千秋万世钉在耻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据其本传记载，子由贬谪雷州，不许居住官舍，便花钱租赁民房。章惇闻知后，即以“强夺民居”罪名，下令追究处治。后因发现租券上分明记载着已经偿付了租金，只好作罢。这次，章惇谪居雷州，恰巧又到这家来“问舍”求住，户主说：“算了吧，前次苏次公来住，为了那个章丞相找茬儿，我们几乎倾家破产。今后再也不往外租房了。”
天地间，竟有这样的巧合，真令人击掌叫绝。可惜我不会饮酒，不然，一定要开樽拍案，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