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七里泷既然是严子陵避官归隐、耕读渔钓的所在，当日无疑是非常阒寂的；今天却已经熙熙攘攘，游人云集了。但桐庐人毕竟是高明的，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没有趋时媚俗，像某些风景点那样，在钓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乐设施、神怪景观，而是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宗旨，坚持高雅、朴素的原则，把钓台建成一处兼具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高档次的文化景区。从江边的严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钓台原有一条六百多个石阶的通道。为了增加文化内涵、减除游人寂寞，他们依据山势起伏，在绿树、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条宛若游龙的长达四百米的碑林长廊，选刻了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名篇，书法家均属当代国内一流，遍布三十一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题诗、作字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汉学名家。
风景管理区还从六朝到明、清曾经游访、吟咏过钓台的著名文学家中遴选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个个绰约生姿，神情毕现。
李太白悠然斜卧在青花石板之上，与他所爱慕的“高山安可仰”“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长结芳邻。
陆放翁、辛稼轩，分别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词人，他们风格、气质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由于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触条件，令人引为千秋憾事。现在，他们一前一后比肩而立，总算有了诗酒谈欢，酌诗论文的机会。
在翠竹琳琅，亭阁参差的大自然怀抱里，一切纷争、矛盾都会得到淡化、冰释。当年，北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为反对新法的领袖，一为变法的首脑。二人年岁相仿，游处相知之日甚久，却是一对政敌，议事每相龃龉。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陈列了四大罪状，进行无情地攻击；王安石也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过去了，此刻，闲居于钓台之侧的王安石，正意兴悠然，捻须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态；那边，司马光也在信步闲行，二人离得很近了。不妨设想，他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谈起严光、钓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话题，也许要说：严子陵真是个老滑头，他可比我们逍遥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竟活了八十岁，了不得，了不得！
我们时而在石径上漫步，仰瞻这些文豪、巨擘的丰采，同他们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欣赏着水色山光，林峦佳致；时而沿着碑廊，骋心游目，不断地为那些警策的诗篇和灵动的笔势拍掌叫绝，完全忘记了登山的劳累。
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见解也常有歧异，集中到一块来展读，颇似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对于严子陵的品格风范和价值取向，多数诗人、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宋人黄庭坚的诗，可说具有代表性：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他的意思是，虽然子陵与光武是故知，却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贵。那么，是否就没有支持光武帝呢？当然不是。严光以其桐江垂钓的一丝清风，便令汉家天子的身价重于九鼎。
有的诗以二者相比，结论是：“世祖（刘秀）升遐夫子（严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园）不及钓台高。”有的诗说：“汉家世业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钓台。”在久暂、存亡的对比之中，显现出二者价值的高下。有些诗文借高士严光来讥讽那班热心荣名、奔趋利禄之人。道光年间进士李佐贤有句云：“经过热客知多少，尝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发严滩》诗：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
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宋室南渡后，女诗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带，此诗就是她从临安去金华，船经钓台时所作。
也有一些诗善作反面文字，读来饶有情趣。元人贡师泰有诗云：
百战关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
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
可说是责问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严光那样披着羊裘钓鱼去，汉家江山还要不要了？那样，云台麟阁的功臣就再也没有了。
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
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讥刺严子陵虽以渔钓避官，却也有沽名钓誉的一面。不然，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异呢？想来即使起子陵于地下，恐怕也难于置辩。而且，自古以来，一提到“钓鱼”，人们便会联想到磻溪钓叟姜太公“直钩钓王侯”的传说，想到那位“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钓鳌客李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以小取大的投机行为称作“钓鱼”。
但是，平心而论，综观严子陵屡征不就、决意归隐的全部经过，又确实觉得这种“诛心之论”有些过于挑剔，不免为严老先生叫一声“冤哉枉也”。明代诗人汪九龄有一首七律，劈头就讲：“竟日垂纶江上头，先生原不为名钩！”接着，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辩白，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的。围绕着“羊裘”问题展开一番讨论，这也算得是骚坛上的一重公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