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隐士本是一个群体，他们各个不同，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
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入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
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
。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应是庄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做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做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正由于他们把“隐居”与“行义”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致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终究无济于事。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入虚无。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记着登龙入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入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佳处啊！”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从此，“终南捷径”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