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上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

1828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

果戈理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普希金对他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把现实主义的世态描摹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渲染加以巧妙的结合，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很欣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语言的清丽、华美，比喻的奇突、恰当。同时，尖锐地提出：“难道乌克兰就没有其他更勇敢、更强有力的人吗？难道拥有那么多关于自由、幸福、爱情的奇妙传说的乌克兰民族，就从来也没有为另外一种生活——光明、美好的生活奋斗过吗？难道果戈理就不能讲讲这种人的故事吗？”

果戈理深受触动，开始细心研究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这些史料把他带回到两个世纪前的查波罗什，那些“高傲、雄壮得像狮子一样的战士，时时从这个光荣的策源地冲出来，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抗击外国侵略者”。于是，塔拉斯·布尔巴这个光辉的形象诞生了。普希金创办《现代人》杂志后，果戈理立即把他的小说《马车》寄去，诗人非常高兴，说：“《现代人》坐在果戈理的《马车》上，就可以负重致远了。”

果戈理想把彼得堡的对上逢迎、对下鄙吝、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官场狠狠地曝一下光，但是，苦于凭空结撰，全无依傍，便求助于普希金，说：“请给我提供一些题材吧。我将迎合目前的风气，写出一部五幕喜剧，而且，保证写得比什么都更滑稽。”普希金满足了他的要求。

有一次，诗人普希金去奥伦堡，原是为撰写普加乔夫的传记收集素材，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彼得堡派来私访的钦差大臣，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果戈理以此为依据，两个月就写成了讽刺剧《钦差大臣》，并于1836年4月正式在亚历山大剧院公演。普希金观看之后，满意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像果戈理这样出色地运用他的馈赠。

诗人还帮助果戈理构想了《死魂灵》的某些情节，并读过这部小说的开头几章。过去，他听果戈理诵读新作时，总是面带微笑，从容玩味；这次却神情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祖国多么可忧虑啊！”

不久，便传来了伟大诗人普希金去世的噩耗。果戈理为失去一位最崇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绝望，从此，他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忧伤时期。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再也见不到果戈理的身影了，他离开了祖国，寄身罗马。在那里，他把无尽的哀思写进了《死魂灵》，并在小说中浓重地加以点染，“我们的国家被我们自己毁坏了”，应该用艺术力量来拯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