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不问任何情由,只因“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便蛮横地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攻占汴京,扑灭北宋,也是不讲任何情由的。而且,南唐的李后主和北宋的道君皇帝,都是诗文兼擅,艺术造诣超群,“好一个翰林学士”;却都不是当皇帝的“胚子”,他们缺乏那种雄才大略和开疆定国的本领。最后,只能令人慨叹不止:“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老仙翁也真会作弄人。它首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无情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折磨,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两朝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自己占了三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信用奸人,穷奢极欲。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无道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间,整天耽于声色狗马,吃喝玩乐,荒淫无度。凡是在这些方面能够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大臣,宫廷阉宦,还是市井无赖,他都予以信任和重用。蔡京奸贪残暴,无恶不作,却能四次入相,祖孙十一人同时担任朝廷命官。王黼多智善佞,五年为相,所蓄金帛珍宝和娇姬美妾之多,几乎能与皇帝媲美。宦官童贯和梁师成,一个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成为北宋末年的最高军事统帅;一个掌管御书号令,权势熏天,连宰相都得把他当作父亲看待,因而有“隐相”之称。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操纵了朝中的大权。而徽宗则乐得优游岁月,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

蔡京还挖空心思,从《易经》中找寻根据,以“丰亨豫大”相标榜。说当前朝廷的宫室规模,同国家的富强、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称,极力怂恿徽宗要“享天下之奉”,勿“徒自劳苦”。他们知道徽宗特别嗜好奇花美石、珍禽异兽,便勒令各地搜括、进献,一时间,贡奉珍品的船只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称为“花石纲”。当这些花石运到都城之后,蔡京又鼓动皇上兴建豪华的延福宫,分门别类放置。并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长十余里,高峰达九十步。山间布满了亭台楼阁,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

童贯从市井中物色到一个善于饲养禽鸟的薛翁。他入园之后,便仿效皇帝出游的架势,每日集中大量车舆卫队,清街喝道,在万岁山中巡游。车上张设黄罗伞盖,并安放巨大的盘子,满盛着粱米,任凭过往的禽鸟随意啄食。飞禽饱食后便翔集于山林之中,自由来去,绝对不许捕杀。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飞禽习惯了与游人狎玩,立于伞盖之上也不再畏惧。一天,徽宗临幸万岁山,霎时,有数万只禽鸟听到清道的声音,迅速飞集过来,铺天盖地。薛翁于御前奏报:“万岁山禽鸟迎驾。”徽宗喜上眉梢,当即委之以官职,并给予厚重的赏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以及朝中几个奸臣、抗金将领吴革、代表民众的李宝等都有交往,剧情便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有些情节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五十年过去了,剧中有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入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入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够了,无须再罗列其他了。看来,让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