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又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最后全都听命于皇帝。
对军队更是严加控制。军权一分为三，“三衙”负责日常管理、训练，枢密院负责调动、发兵，最高指挥权归于皇帝。禁军之外，还有厢军，其中精锐部分，全部收入禁军，厢军不再参加训练，就根本不具备战斗力了。针对这一举措，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唯命是从。
为了防止将领出外作战不受君命约束的情况发生，宋太宗更进一步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都不得擅自改变；同时，派遣宦官监军。结果，就像叶适所言：“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宋初立国伊始，即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崇尚礼义，声称“以孝治天下”，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作为宗室子弟和民众的必读书，目的在于杜绝犯上作乱。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宋朝统治者之所以猛烈抨击唐太宗“杀兄篡位”，骂他“为子不孝，为弟不悌，悖天理，灭人伦”，也无非是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演。有人也许会问：那么，赵匡胤为什么不提倡“忠君报国”呢？道理很简单，他自己得天下的路子就不正，若是强调“忠君”，他总觉得有些嘴短。
为了赵氏王朝的万世一系，赵匡胤、赵光义，这对开基创业的难兄难弟，真可谓呕心沥血，“机关算尽”。可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动机与效果大相径庭，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秦始皇唯恐诗书乱政，儒生造反，实行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绝招，可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刺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太宗竟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萧墙”。
宋太祖同样也没有料到，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仓皇辞位一样，三百多年以后，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谢太后和恰好也是七岁的宋恭宗，不得不逊位于元世祖忽必烈，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书 事
刘 因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宋太祖
北 客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历史上的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