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生年轻时就吸鸦片烟，久吸成瘾，每到烟瘾上来之后，茶饭无心，精神颓靡，甚至涕泗交流，只好躺下来点上烟灯，赶紧吸上几口，才能振作起精神来。后来，鸦片烟也觉得不够劲了，便换上由鸦片里提炼出来的吗啡，吸了两年，又觉得不过瘾了，只好注射吗啡的醋酸基衍生物——海洛因（俗称“白面”），每天一次。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凡是前来求他写字的，都带上几支“白面”作为赆礼。只要扎上一针，立刻神采飞扬，连着写上十张八张，也没有问题，而且，笔酣墨饱，力透纸背。

由于资金有限，他每次只能买回四支、五支，这样，隔上几天，就得去一次高升镇。“阎王不在，小鬼翻天。”他一出门，我们就可以放胆地闹学了，这真是快活无比的日子。这天，我眼见着先生夹个包袱走出去了，便急急忙忙把我和嘎子哥的书桌摞在一起，然后爬到上面去，算是登上了皇位，让嘎子哥给我叩头请安，山呼万岁。他便跪拜如仪，喊着“谢主隆恩”。我也洋洋自得地一挥手，刚说出“爱卿平身”，就见老先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原来，他忘记了带钱，走出二里地才忽然想起。往屋一进，正赶上我“大闹天宫”，据说，当时他也只是说了一句：“嚯！小日子又起来了。”可是，却吓得我冷汗淋淋，后来，足足病倒了三个多月。

病好了以后，略通医道的魔怔叔说我脸色苍白，还没有恢复元气。嘎子哥听了，便悄悄地带我去“滋补”，要烧小鸡给我吃。他家后院有块韭菜地，几只小鸡正低着头在里面找虫子吃。他从后面走过去，冷不防腾起一脚，小鸡就糊里糊涂地命归了西天。弄到几只以后，拿到一个壕沟里，逐个糊上黄泥，再捡一些干树枝来烧烤。熟了之后摔掉泥巴，外焦里嫩的小烧鸡就成了我们丰盛的美餐。

这类事干了几次，终于被看青的“大个子”叔叔（实际是个矬子）发觉了，告诉了魔怔叔，为此嘎子哥遭到了一通毒打。这样一来，我们便和“大个子”结下了冤仇，决心实行严厉的报复。那天，我们趁老先生上街，两人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拣“大个子”必经的毛毛道，两个黑孩拄着黝黑的棍棒分左右两边站定。只见他漫不经心地低头走了过来，嘴里还哼着小曲。我们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竟把他吓得打了个大趔趄。

与这类带有报复性质的恶作剧不同，有时候儿童淘气，纯粹出于顽皮的天性，可以说，没有任何前因后果。住在我家西邻的伯母，平时待我们很好，桃子熟了，常常往我们小手里塞上一两个。我们对她的唯一不满，就是她一天不住嘴，老是“嘞嘞嘞”，一件事叨咕起来没完，怪烦人的。

这天，我发现她家的南瓜蔓爬到了我们这面墙上，上面结了一个小盆大的南瓜，便和嘎子哥一起给它动了“手术”：先在上面切一个四四方方的开口，然后用匙子把里面的瓜瓤掏出来，填充进去一些大粪，再用那个四方块把窟窿堵上。经过我们观察，认为“刀口”已经长好了，便把它翻墙送过伯母那面去。隔上一些天，我们就要找个事由过去望一望，发现它已经长到脸盆一般大了，颜色也由青翠转作深黑，知道过不了多久，伯母就会用它炖鱼吃了。

一天，见到伯母拎了几条河鱼进了院子，随后，又把南瓜摘了下来，搬回屋里。估摸着将要动刀切了，我和嘎子哥立刻赶到现场去看“好戏”。结果，一刀下去，粪汤“哗哗”地流满了灶台，还散发着臭味。伯母一赌气，就把整个南瓜扔到了猪圈里。院里院外骂个不停，从正午一直骂到日头栽西。我们却早已蹦着跳着，“得胜还朝”了。

在外面跑饿了，我和嘎子哥就回到他家菜园子里啃茄子吃。我们不是站在地上，把茄子摘下来一个一个吃掉，而是平身仰卧在垄沟里，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用嘴从茄秧下面去咬那最甜最嫩的小茄苞儿。面对着茄秧上那些半截的小茄子，魔怔叔和园工竟猜不出这是受了什么灾害。直到半个月以后，我们在那里故伎重演，当场被园工抓住，才揭开了谜底。告到魔怔叔那里，罚我们把半截茄子全部摘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吃掉，直弄得我们肠胃胀痛，下巴酸疼，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蚀本生意”了。

但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顽童是没有记忆的。没过多久，我们又“作祸”了，而且，情节更为恶劣。那天，我的书包里装了一把炒熟的黄豆，放学后忘记带回家去，第二天发现书包被老鼠咬个大窟窿。这是妈妈花了两天工夫精心缝制的，我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嘎子哥说，别哭别哭，看我怎样收拾它们。

他的本事也真大，不知道怎么弄来的，一只大老鼠已经被关进小箱子里。晚上自习结束，他引我到马棚里，就着风灯的亮光，用一块麻布罩住老鼠的脑袋，让我用手掐住，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半把生黄豆一粒粒塞进老鼠的肛门里，再用针线缝死，然后放出门外。当夜，院子里发生了一场群鼠大战。原来，那个老鼠因腹中黄豆膨胀而感到干渴，就拼命喝水，水喝得越多就越是膨胀，憋得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发疯似的追咬它的同类，结果，当场就有三只老鼠送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