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8年年初。县委决定,对一些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年轻的“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又入机关门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锻炼,通过参加体力劳动,“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我就是这样来到辽河岸边一个叫作“秃尾沟”的小村落的。

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长家的一间空房里,吃饭是到老贫农刘大伯家入伙,干活是参加青年突击队,当时主要是往耕地里挑黑土,改良土壤。晚间,在夜校里教男女青年识字。村里原有十名团员,加上我,组成一个团支部,选我为支部书记。

这天,农业社的管委会主任到队里来,听说我教过中学,当过报社记者,来到队里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当众鼓励了一番;然后,又领着我在村里村外转转,帮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我知道,这是在向我进行热爱乡土、献身农村的实际教育。

望着大堤外黑黝黝、油汪汪的河滩地,我被深深地迷住了,当下情不自禁地甩了两句学生腔:

“多么肥沃的宝地啊!真是插进一根锄杠也能长出庄稼来的!”

管委会主任却说:“地是没比的,只是年年受涝,除了一茬麦子,再没有其他收成了。”

“下茬种豆子不行吗?”我问。

“这里,年年夏天涨大水,二三十天下不去,什么样的豆子也挺不住哇!”他面带忧郁地说。

此后,我和队里那些年轻人依旧是天天到堤外挑黑土,心里却总是记挂着管委会主任所忧虑的事。

一天晚上,在队部看到《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登载一则消息,介绍河南省商水县农村种植一种富有营养、又能治多种疾病的药玉米。它的最大特点是抗涝,水中浸泡三四十天,仍有较好收成。回到住处,我连夜给商水县县长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五元钱,请他帮助购置一些药玉米种子。这事是悄悄干的,没有告诉年轻的伙伴。因为我知道“一县之长”工作很忙,未必能去过问一个外地青年的微不足道的请托。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接到一个邮件通知单,我以为是家里寄来什么物品,便委托去镇上赶集的刘大伯代我取出来。带回来的是两个枕头般大小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我日夜盼望的药玉米种子。捧在手里,粒粒珍珠一般,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共有十斤左右。包裹里还夹了个便笺,简单地介绍了播种日期和它的喜肥、喜水的习性。

我在连夜召开的团支部紧急会议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秘密。然后,大家一起研究、拟定了为期两年要使全社滩田受益的“宏伟规划”。一张张极度兴奋的青春面孔,在煤油灯的照映下,看上去像涂上了一层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