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确确实实还是立功与立德。既然如此，那他为了实现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宏伟抱负，就要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首要的是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因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始终未曾付诸实践。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搏击云天、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这种以其长才异质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则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羡。
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天宝元年（742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他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感到万分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角色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第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将士数万人，以准备抗敌、平定“安史之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永王莫属。
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认输也不死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消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尝所愿。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关于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入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所以后来李白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着意挽留。这是说，李白并不是摆弄政治的材料。第二种意见是，李白看错了人。本来，唐玄宗已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对他寄予厚望，最后，希望当然要落空了。这又说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认为，两种意见，殊途而同归。
关于李白“从璘”的教训，论者一致认为，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缺乏准确的分析，就是说，他把局势的动乱看得过于严重。他在诗中写道：“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由于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当时朝廷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自然可以稳操胜券，收拾残局。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显然，在李璘身上，他把“宝”押错了，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他既未发觉其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等，都曾有所论列。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高自期许，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更要典型一些。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至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这位先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来到京城长安，开始了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为了“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荒怠王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任人以贤、唯才是用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
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