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呈现出多元、混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渐近衰弛，个体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与重视。文人、学者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间战事连绵，交流广泛，作家、诗人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丰富了阅历，深化了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时代的飙风吹乱了亘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遗山诗》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行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骈文，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邺下风流在晋多”。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钟嵘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活跃在文坛上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尤其是以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魏晋时的史学、哲学、书法艺术成就可观。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晋玄学、佛、老，对后世有颇深的影响。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擅盛名。

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规律。

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败相因，利弊相关。人的一切社会成就的获得，往往会造成他作为个人的某些方面的失去；而表面上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又意味着成功。从社会时代来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败者，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