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坡先生入儋之初，尽管朝廷有“不得签书公事”的旨令，但毕竟还挂有一个“琼州别驾”的虚衔，因此，州府官员依例把他安置在城南的州衙里暂住。从诗人吟咏的：“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看得出，州衙的房舍原是十分破漏的。经过一番修葺，总算可以安居了。不料，后来被下来巡访的官员所察知，立即出面干预，这样，东坡先生只好从官舍中搬出，到城南污水池旁边的桄榔林丛中买下一块地方，在邻里和友生的热情帮助下，“运甓畚土”“结茅数椽”。先生名之为“桄榔庵”，并率性吟咏：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其实，房舍十分鄙陋，而且周围环境也十分恶劣：“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入娱。”至于清代画手笔下的《桄榔庵图》，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原貌，那上面画的是：一带连山之下，林木掩映中，现出一座由高大院墙环绕着的三进砖石结构的典丽厅堂。其间显然带有文人想象的“诗化”成分，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艰窘实况。
现在，桄榔庵已经片瓦无存了，遗址周围还有一些耸天直立、羽状复叶丛生于茎端的桄榔树，临风摇曳，楚楚生姿，令人蓦然兴起思古怀人之情，仿佛依稀可见先生当日林间负手行吟的情态。而村民们尽管明明知道，这些林木都是后来长起的，并非东坡先生手植；但是，因为它们长在先生住过的庵舍四旁，便也爱屋及乌，像《诗经·甘棠》篇所讲述的：“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在这里，村民们同样以悉心爱树的深情，寄托着对坡翁的思念。
旧志载，东坡旧宅桄榔庵中曾有一副对联：
烟景迷离，无搅梦钟声，仅许先生美睡；
风流跌荡，有恋头笠影，且招多士酣游。
下联讲的是实情，上联却未必尽然。因为东坡先生毕竟是放逐荒徼的待罪谪臣，朝中那些居心险恶的政敌，是不会任他那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
殷鉴在兹，前车不远。东坡谪居惠州期间，相依为命的爱妾朝云，由于不服当地水土，染病故去，诗人衰年丧侣，晚境凄凉。一天，万分孤寂、佗傺无聊之中，写下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绝：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哪里料到，这样一首抒怀小诗竟惹出一场新的祸端。宰相章惇以为东坡贬谪之后处境安稳，便奸笑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又矫诏把他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儋州）安置。此时的心态，坡翁自己讲得很清楚：“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在惊魂惴惴之中，纵然“无搅梦钟声”，也还是“心似惊蚕未易眠”。所谓“尽许先生美睡”，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想象与推测，其实只是善良愿望而已。
这一年，诗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惠州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因此，出发前，即已做好了不能生还的准备，两个儿子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到广州后与长子苏迈诀别，然后带上幼子苏过，乘船溯西江而上，在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因为知道这次是生离死别，分手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愁坐了一整夜，自有苦不堪言的痛楚。
他给友人王敏仲写了这样的告别信。大意是：我于衰迈之年，投置蛮荒之地，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因此，已经和长子江边诀别，处置好一切后事。到了海南之后，我首先要预备下棺材，然后再挖下墓圹，留下手疏给儿子，告诉他们：我死后就葬身海外，不必扶柩内迁。这也是东坡的固有家风啊！到了贬谪地之后，他照例给朝廷写了一道《谢表》，里面也有“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的话。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东坡曾记下过这样一段文字：“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另一位贬儋诗友对此做了更贴切的概括：“万里来偿债，三年入瘴乡。”这是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坡翁乃深于情者，一向笃于夫妇之爱。昔日贬谪黄州，有长期相伴、苦难同当的妻子王闰之偕行，“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尚可时时获得感情上的抚慰；后来到了惠州，虽然妻子已死，但仍有“如夫人”朝云这个红颜知己，生死相依，体贴备至，成为暮年遭贬时的生命支柱。可是，赴儋之前，朝云即已葬身惠州，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出路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入儋伊始，他还深陷于“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感伤中，他说，我刚刚来到海岛时，环顾四围，水天无际，当时心情非常苦闷，想的是“我可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此岛呢”？但是，过了一阵子又觉得，天地本身就围在水中，九州圈在茫茫的大瀛海里，中国就在少海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生命无一不在海岛之中。认识到这一层，他也就跳出了蚂蚁般的身小视短的狭隘视界，获得了一种超越意识，最后得出“俯仰间有方轨八达之路”的积极结论。“此心安处是吾乡。”条件的优劣，境况的顺逆，于他已不具备实质性的差异了。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据《侯鲭录》《儋县志》等记载，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三月的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
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
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
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
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
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
儋州自汉代设置郡县以来，历朝都有流人谪徙，可以考知名姓的第一位流人乃是隋代的宗室杨纶。他先被流徙广西，后来逃往儋州避难。至于唐代、五代十国和宋初，贬谪儋州的达官仕宦，更是接踵而至。“谁知把锄人，昔日东陵侯！”依我看来，这个“春梦婆”，当是某一显贵流人的亲属或者后代。否则，不会对于世事沧桑有如此深邃的感悟。总之，不管是怎样情况下出现的，反正对于东坡先生来说，这番警钟式的箴言，不啻醍醐灌顶，以至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与黎族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那种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他的思想中占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居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
“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属感。
说到东坡的思想变化，我想起了他晚年的一首七绝。渡海北归之后，坡翁在当涂遇到了诗人郭功甫，想起几年前贬谪惠州时这位老朋友曾经有诗相赠，当时未及作答，这次，他欣然命笔，依韵作和。诗共两首，其一云：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首句隐括了当时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腐败朝纲；次句是对友人赠诗中“今在穷荒岂易归”的回答，显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豪迈感；第三句是说，他这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想要凭借风力安然降落，为最后一句张本；第四句是全诗主旨，说他悔于从前高翔远翥，以致活得太累太苦，决心要“收敛平生心”，追求“我适物自闲”“乐事满余龄”的精神境界，在淡泊宁静中，过上一种平平常常、自然本色的日子。
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并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就一病不起，撒手尘寰了，这种并非奢求的享受一番平常生活的渴望，终于未得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