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宋朝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兼为古代中国修文之高峰与武备之谷底。这和立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说到“轻武”，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因为在太祖、太宗眼中，“武”已经重到不能再重的程度，以至言“兵”色变，带有一种恐惧心理。这是事实。但这种重武、惧武的心态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抑武、贬武一途。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于是，文人就成了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能够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在宋代，文人得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

当然，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宋初皇帝心目中，文人是无足轻重的，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最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当然，历史上常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不管原初的用意何在，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重文轻武逐渐成为有宋一代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

所谓“守内虚外”，可从宋太宗的论述中了解个大概。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终北宋之世，一直把主要兵力，尤其是为数一半以上的禁军的主力部队，放在京师与内地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且，战斗力极差。

苏轼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绝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武备如此，自然无力抵御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一部北宋对外作战史，充满了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的记录。单是北宋与契丹的战事中，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战斗，获胜的仅有一次。每一次败绩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公元1005年，与契丹贵族订立的“澶渊之盟”，开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屈辱和平的先河。此后，每年向辽、金、西夏输纳岁币，都在百万左右。

宋朝中、晚期，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