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同样，兴趣、快活之类的体验，也往往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人难为轩轾，更无法整齐划一。所谓“趣味无争辩”，就正是这个意思。有些老年人把含饴弄孙、庭前笑聚视为暮年极乐；也有许多人，或投身“方城之战”，或加盟胜地之游，或垂竿湖畔，或蹁跹舞场，或终日与“方脸大明星”——电视机照面。

我则异于是，总想找个清静地方，排除各种干扰，澄心涤虑地做学问、搞创作，把这看作余生最大的乐趣。总觉得，过去，肩承重任，夙夜在公，无暇旁骛；现在，由于年龄关系，工作担子相对减轻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因此，每天除去把“三餐一梦”和一两个钟头的散步作为必保项目外，其余时间就都用于读书、创作，有时参加一些必要的公务活动和友朋交往，或者去高校讲课、外出考察。

我习惯于把读书、创作、治学、游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创作、治学为经，以脚下游踪与心头感悟为纬，围绕着所要考察、研究、撰述的课题，有系统、有计划地阅读一些文史哲书籍。

前两年，结合访问河北、河南、安徽、云南、黑龙江、山西等地的一些名城胜迹，研读了有关先秦、魏晋、唐宋、辽金、明初的历史，以及庄周、严光、李白、苏轼、陆游和赵匡胤兄弟、朱元璋祖孙、文成公主夫妇的传记，生发出许多人生感悟。

于是，便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饱蘸历史的浓墨，纵情挥洒，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活跃的情思获得一个当下时空的定位，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透过“人文化”了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生，鲜活的情事，同时也从中寻找、发现着自己。

这样，为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写了三十几篇随笔。还应一家出版社约稿，历时百天，编写了一部古代哲理诗选释。从唐至清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总集、别集、选本中，选辑三百余首富有哲思、理趣的五、七言绝句，一一加以注释，并作内容讲解和艺术赏析，同样体现了读书、治学、创作的结合。

创作切忌雷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千头一面，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如果千篇一律，那么，文坛上又何贵乎有我这些文字！因此，在散文创作中，我苦苦追求自己的特有风格。我重视吸收、借鉴他人的长处，但耻于依傍，也忌讳模仿。如果听到有人说我的什么文章与某某人的相像，我便设法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和尚在此，我却何往？”这总是很难堪的。

当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固属不易，但是，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作家最大的前进障碍，正是他自己营造的樊篱。他必须时时努力，跳出自己现成的窠臼。

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书籍越积越多，苦于没有时间细读；走了许多国家，足迹遍布九州，随手记下许多随感，苦于没有时间加工整理成文章；各地报刊约稿信雪片般飞来，欠下了无数笔文债；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朋友们再三推荐，却抽不出时间去看；长函、短简箧满桌盈，未能作复的为数不少。

前人说：“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四项中我能对上三项，唯有“贪客过”没有做到，因为舍不得这点时间。朋友们也都理解，有要紧事必须找我，总是说，知道你忙，只打搅五分钟。我散步时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由于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一边走路，一边进行创作思考。甚至睡前洗脚，双足插进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家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这样一来，生活是否过于清苦、单调，缺乏应有的乐趣呢？每当听到朋友们的这类询问，我总是会心一笑，戏用庄子的语式以问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耶？明代的归终居士有句十分警辟的话：“要得闲适，还当在一‘劳’字上下功夫。盖能劳者，方体味得闲适。”

从前对这句话缺乏理解，现在体会到，劳作与闲适是相反相成的。闲适是一种心境，这种心境的产生有赖于充实与满足。无所事事的结果是身闲而心不适。情有所寄，才能顺心适意。读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寄托，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化，化尘劳俗务为兴味盎然的创造性劳动，化喧嚣为宁静，化空虚为充实，化烦恼为菩提。

前些年曾经大病一场，几乎和死神接了吻。那时想的是，一切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做了，死逼无奈，只好同缪斯女神斩断情缘——也好，撒手尘寰，一了百了。不料，重新拥有了健康之后，竟全然忘记了当日的决绝，依旧痴情眷恋，难解难分！看来是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