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开封处于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却又地势坦平，无险可守，作为都城，从军事角度看，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但是，物产丰饶，四通八达，就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又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十分适合平民百姓居住，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都城。
这里，虽然不具备汉、唐国都那样宏阔的气派和规整的布局，但它也没有那种封闭式的里坊之隔，墙垣之限，因而便于沿街设市，商贸流通。而且，店铺不避官衙，所有的通衢小巷都可作为市场，就连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热闹喧杂，完全从冷漠、隔绝状态中走了出来。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官僚经商趋于普遍化。
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太祖、太宗十分厌恶奢靡，躬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但是，由于建国后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风气逐渐在社会上弥漫，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的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密关联的。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与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做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其中已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气，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做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