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观念
近代的国家——英美革命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情形与目的——权力的集中——对农民的态度——18世纪哲学的势力
我们如果要完全了解那在1789年鼓励资产阶级的观念，我们定要在它的结果——近代的国家——一方面去观察。
我们现今在欧洲所看见之法律的与秩序的国家构造，在18世纪末叶，还只有一个轮廓。现时最盛行的集权制，在当日既不如今日之完全，亦不如今日之一致。这么一个可怕的机关，它可从一定的首都，发出命令，而驱使全国的人，准备战争，弄得国家糜烂，家怨户愁；在那些属地，满布着政府派来的官吏，这些官吏因为仕进的铁营失去了自身的人格，只知机械地服从由中央意志发出来的命令；公民又要被动地去服从法律；崇敬法律，议会，审判官及其助手等，这是我们现在都看见过的；教会政治上复又组织并训练一群官吏；由国家所主办与指导的学校制度，教导人家崇敬权力及被动的服众；国家把工人交给工业制度，工业制度便将工人碾轧于机轮下面；所谓商业，就是把财富聚积于少数专有土地，矿山，交通机关，及自然界财富的人之手，国家靠着商业，才得存在：最后，那使思想自由并增进人类生产力的科学，它的目的却同时在于使人家去服从强者的权力及国家，——所有这一切的情形，在大革命之前是不曾有的。
然而，还远在革命的愤激预告人们革命会要到来以前，法国的资产阶级——第三阶级——早就有了一种观念，要在封建王权的废墟上，来建立政府的殿堂。英国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明白了他们在社会统治上所负的任务，这是很可能的。而美国的革命，激起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能力，也是无疑的。由于霍布斯（Hobbes），休谟（Hum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伏尔泰（Voltaire），墨布莱（Mably），达禅逊（D'Argenson），及其他学者的业绩，自18世纪初叶以后，关于业已组织的社会之政治及宪法（以选举的代议制为基础的）之研究，就已成为普遍的了；并且更加上了杜各（Turgot）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研究，——他们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及国家的政治宪法里面之财产地位。
因之，在大革命爆发之前，那集中化的组织完善的国家—观念，——这观念为领有土地或工场等财产的阶级所具有，或为有知识的职业家所具有，——便已在无数书籍小册中预告过了并讨论过了；往后革命爆发时的实行家，就由这些籍册中得到了灵感力及论理的力量。
所以迄至1789年，革命要爆发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充分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自然不是共和党——就在今日，他们还不是共和党呢。但是，他们再也不想国王据有那暴虐的威权，他们再也不愿受诸侯及王廷的宰治，他们不承认贵族有在政府中取得优越地位之权，虽然，贵族不过是只能掠夺国家，和其掠夺大宗的财产一样，而于其价值，并无所增。这些资产阶级或者有共和党的情操，并且热望共和党的生活样式之单纯性，如正在成长出来的美利坚共和国一样；但是他们所最希望的，是要由有产阶级来统治。
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却要求思想自由，但是他们也不反对天主教的形式。他们所深恶的是拥有教吏统治的教会，是教会里面和诸侯同一鼻孔出气的主教，是教会的牧师，这些牧师是为贵族尽力的工具。
1789年的资产阶级知道在法国的时机已经到了，正如百四十年前之英国一样，当这时机第三阶级就去摄取从王族手中落下来的权力，并且他们知道了用这权力来干什么。
他们的理想是要使法国有一个模仿英国的宪法，把国王的权力缩小，仅成为一个监察的工具，有时遇两方票数相等时，国王有投票决定的权，而主要方面，国王的活动不过是国家统一的一个象征罢了。实在威权却赋与国会；受有教育的资产阶级，便是左右国会的人，代表国民的行为与思想部分。
他们的理想，同时要把地方的权力推翻，当时地方的权力已使国内成为许多的自治单位。他们的意思要把所有政治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行政官厅，受议会之严格限制，在国内要有严格的服从，并且各部门都属其管理——不论是税收，法庭，警务，陆军，学校，民政，工商业之一般的监督——及其他一切。在政治集中以外，他们还宣称要商务的完全自由，同时，对于经营各种自然界的财富之工业投资以及对于工人之剥削，也要自由；工人往后可以由他们任意交给他人去役使。
所有这一切都要受国家之严格的管理，而国家要同情于个人之富有及大资产之聚积——这两个条件，资产阶级必然认为很重要，因为已经召集三级会议来救济国家的财政破绽。
在经济方面讲，第三阶级的实行家所持的观念，也很明确。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政治经济学的创造者杜各及亚当·斯密研究过了。他们知道这些著作家的理论已应用于英国，他们对于那对岸邻国资产阶级之有力的经济组织发生嫉妒，恰如他们之嫉妒其政治权力一般。他们梦想着要由无论大小的资产阶级来领有土地，由土壤中得到收入；这种土壤自来操于贵族与僧侣之手，成了荒芜而不生产的东西。如此，他们便可得到定居乡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扶助，这些小资产阶级已成了乡村的威权，其人数在革命前就已加增许多了。他们已预先见到，因有机械的帮助，商业的发展一定很快，商品的出产一定加多；他们还顾虑到和相距遥远的国度之国外贸易，将货品输出，远涉重洋，以东方为市场；又顾虑到庞大的企业与巨大的财富。
但在能实现这一步之前，他们知道，那使农人及其村庄连起来的结子，一定要打破。必得要使农人得着自由去离弃他的小茅屋，并且要逼着农人不得不离弃，而跑到都市中去找工作。农人既换了主人，便可拿着金子去贸易，而不要纳地主的各种地租，什一税及租税等；这些东西自然压迫他们很厉害，而对于主人，并不见得有利。最后，国内的财政整理了，征税化为最简单的，同时，岁入也可更大一点。
总之，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就是经济学家所谓工商业的自由；不过这个自由的真意义，一方是要使工业从国家之烦累的压制的监督解放出来，他方是要使工业有充分的自由，去榨取工人，而这些工人仍是没有自由。基尔特（Guild），行会，都没有了；职工监护会及手艺师也没有了；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对于工钱劳动者的榨取。妨碍制造业者的任何的国家管理，再也不存在了。对于国内工艺，也没有赋税，也没有禁律。关于雇主的一切经营，有完全的自由；而于工人之任何种结合，却有严格的禁令。一方面是任其自然，于他方面则横加限制，使其无由结合。
这便是资产阶级所定下的二面计划。所以，到了要实现这计划的时候，他们靠着他们的知识的力量，眼光的明晰及事务上的熟练，对于他们的计划之全部或细节，都毫不犹豫，便开首使之成为法律。他们以首尾一贯的明敏的精力去做这件事体，是人民所不可能的，因为人民没有计划出一个理想，足以与第三阶级的绅士们之计划相对抗。
如果说资产阶级，纯粹是受自私的动机所驱使，自然是不公平，假如他们真是这样，他们的事业，并没有成功。要使伟大的变革成功，一定的理想主义，常常是必要的。
确实，最好的第三阶级之代议士，汲取了那崇高的源泉，这就是说，深受了18世纪哲学的影响，那时以后所有的伟大观念，都是由这个哲学而来的。这个哲学的特出的科学精神，它的深沉的道德性（即在其讥笑因袭的道德时也一样），它之相信自由人（当他在其同类中生活时）的敏慧，力量与伟大；它之深恨君主独裁制度——这些见解，都为当时的革命者所接受了。否则，他们在奋斗的时候，所证明出来的自信与牺牲之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一点要承认的，即令是在那些极力要实现那使资产阶级致富之纲领的人里面，也有些人是认真地相信个人的致富，即是使那当作全体的国家致富的良策。最良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辈，不是娓娓动听地说过这个见解吗？
但是，不管1789年到1793年间，那驱使资产阶级中之真诚者的抽象观念（自由，平等，及自由发展的抽象观念）是如何高尚，而我们之判断他们，都是要依据他们的实际纲领，依据他们的理论之应用，抽象的观念要因什么事实才会转变为实际生活呢？我们要依据这一点，才能知道它的真准度。
如果承认1789年的资产阶级之受鼓励，是因为自由，（在法律之前的）平等，政治及宗教的平等诸观念，没有错误，那么，也得承认这观念一旦见于实行之时，恰是依我们已说过的两条线索而发展；即：一方是利用自然界的财富来增大个人的资产之自由，及榨取人类的劳力之自由（这种榨取对于牺牲者无所保障）；他方是政治的权力组织起来，只是保障资产阶级对于这种榨取上的自由。往后我们便可看见1793年中有何等可怕的争斗，因为那时革命分子中有一党所主张的要比上面说过的这个纲领更进一步，更彻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