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之出奔;反动;宪法会议之终结
1791年6月21日——王室的阴谋——出奔至发棱——杜罗埃特追国王——人民之决心——此种决心之影响——法国没有国王——资产阶级背约——他们反动的原因——国王宣布再建立——共和党之屠杀——丹东逃到英国——罗伯,马拉及富勒郎藏躲起来——人民选举权之再受限制——国王对宪法起誓——宪法议会解散——立法议会得势——马拉及对木郎之意见——继续反动——叛逆之当前
大革命充满着事变,并且是些非常悲剧的事变。劫巴士底狱,妇人队向凡尔赛宫进发,攻打杜意勒利宫,国王之处决,这些事件都曾震动全世界,——这些事件的日期,我们做小孩时已曾听见说过。然而,还有其他的日期,虽然常被人忘却,却也有相等伟大的含义,他们在一相当时期中总结革命之意义,而再往前进。
讲到王室之倾毁,革命时最有重大意义的时期——此时期很明显地使以前的告一段落,使以后的进行富有民众的特性;这时期便是1791年6月21日: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几个不著名的人民,在发棱(Varennes)把逃走的国王及其家庭都捉着,他们是正要逃出边界,即想投到外国人的军队里面。就在那一晚上,王权就在法国破灭了。就从那一晚上起,人民便上了舞台,而把政客们压到后台去。
这事件是很著名的。在巴黎早有了阴谋要国王出奔,逃过边界,他在那儿可以居于许多的逋臣及外兵之首。从1789年9月以来,宫廷中就在准备这种阴谋,拉法夷脱似乎是知道这件事情。[1]
这是当然的,王党以为国王一逃走,居于安全的地位,同时便可将革命打倒。但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有许多人同情于这个阴谋:因为他们想,如果波旁(Bourbons)王系离开了法国,奥良公爵斐力甫(Philippe)即可继承王位,便可以使他承认资产阶级的宪法,而不必要有危险的民众暴动来做帮手。
人民却破坏这个阴谋。
当国王从乡村间经过的时候,有个不著名的曾经做过邮政局长的杜罗埃特(Drouet)认识国王。可是王室的马车已经用加速度走过去了。杜罗埃特便毫不耽搁和他一个朋友吉鲁姆,即刻在黑夜中出发,去追赶马车。他们知道,在沿途的森林中,早有派来的轻骑兵在邦德桑姆罗斯尔(Pont-de-Somme-Vesle)来迎接王室,不过因为没有看见马车,又怕引起人民的敌意,已退到森林中去了,杜罗埃特及吉鲁姆为避免这些巡兵起见,便拣他们自己所认识的路走,迄至发棱,才赶到王室的马车,因为王室在那儿遇着一个意料不及的耽误——换马班与轻骑兵没有在指定的地点相遇。杜罗埃特便在这儿快了一点,即赶紧跑到一个有友谊的旅店主人家。“你是一个好的爱国者吗?你?”“我想我应该是的。”“那么,好,让我们去逮捕国王。”
他们如是静悄悄地先把路挡起来,恰好找着一驾装了许多家具的大车,放在亚尔(Aire)河桥上。接着就有四五个肩着短铳的公民,他们恰在马车到时阻止那些逃走的人,马车此时恰从上部城市来到桥边,正在圣禅哥特(Saint Geneçoult)礼拜堂拱桥下走过。[2]
杜罗埃特和他的朋友们要这几位旅客下车,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并且,在等着自治机关来验护照的时候,先把这些旅客放到索斯(Sauce)杂货商店的后厢房去坐着。有个驻在发棱的裁判官已明明地将国王认识出来了,便强迫他不要再假装着是“哥尔夫夫人”(Madame Korff)的仆人(护照是俄国大使为王后办的,就用的是这个名字);国王此时又以他平常那种欺人的方法,来申辩说他的家庭如在巴黎,奥良公于他们有很多的不利,要宽恕他的出走。
但是,发棱的人民,是决不曾受欺骗的。他们立即知道了国王的诡计,警钟响了,一夜间声音便从发棱传遍了四周各乡村,各地便有无数的农民,拿着草叉杆棒齐集起来。他们护卫着国王,一直到天明,并且有两个手里拿着草叉,形同巡哨。
此刻从邻近各村来了上千上万的农民,都齐集在从发棱而到巴黎去的路上;国王是因为倚靠波意勒而逃走的,这些群众却把波意勒的骑兵大队完全制服了。在圣麦内阿德(Sainte Menehould)当王室马车出走之后,警钟便立即响了;在克内蒙·安·亚哥内(Clermont en Argonne)也是一样。在圣麦内阿德的人民,甚至解除了马队的武装,他们原是来护卫国王的,此刻却与人民同情了。在发棱本有六十轻骑兵,在连长罗利格(Rohrig)统率之下,他们是要与波意勒相遇而护卫国王的,驻在亚尔河对岸的下部城中,没有出现。他们的长官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后来怎样;兵士们则整日与居民痛饮,居民并不侮辱他们,却获得他们的同情心,而对于国王再不发生兴趣。他们在饮酒的时候,立即高呼:国民万岁!而全城听见了警钟声,便都齐集在索斯的商店之邻近诸地。
到发棱的路上都布有障碍,以阻止波意勒的军队进城。天刚明亮,群众却喊着:到巴黎去!到巴黎去!
这些呼声更变成了恐怖,约在那天早上十点钟的时候,有两个特派员——在21日的早晨,拉法夷脱及议会各派一人来阻止国王及其家庭——到了发棱。农民们看见路易十六想延搁时刻,希望波意勒及其大队之到来,便更觉愤怒,都高呼着:“让他们出发。他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用强迫手段把他们拖进马车去!”国王及其家庭在把他们所带来的和约文件弄毁了之后,只得服从人民,眼见得除回巴黎以外,再没有什么办法。
人民把他们带回巴黎,视同囚犯。一切都随王权而倾毁了。所见所闻只是羞辱与侮慢。在1789年7月14日,王权失去了它的堡垒,但仍保持了它的道德势力,它的威严。2月后,在10月6日,国王已成了革命的人质,但君主政治的原则仍然稳固。路易十六四周围绕着一些资产阶级,仍有势力。雅各宾党还不敢去攻打他。
但是在这晚上,国王装做了仆人,在一个乡村杂货店中过了一夜,被“爱国者”所推扯,被一个灯笼照着——那晚上警钟大响,以防止国王之背叛人民,而农民群众把他送回,做了巴黎人民的囚犯——王权就在这晚上倾毁无余。昔日是国民统一之象征的国王,现在人家却不这样看待他了,而变成了反抗民众的暴君之国际联合的象征。全欧洲的王位都觉得震动。
而且,就在这同一晚上,人民上了政治的战场,与政治家领袖来对抗。前邮政局长杜罗埃特,依照他自己的提示,阻止了国王,破坏了政客们根深蒂固的阴谋。这一位乡民,为服从他自己的冲动,在深夜中快马加鞭,过山越水来追赶王室,这便是个象征,表现当时的人民,在革命中之每个危急的时期,能起而左右政治家。
1792年6月20日人民之攻入杜意勒利宫,1792年8月10日巴黎郊外人民结队进攻杜意勒利宫,路易十六王位之倒及一切事变——这些伟大的事件之连接地发生,都是有历史上的必然性。
在国王的打算,以为他逃出去了,命令波意勒所统率的军队,又有军队的拥护,即可向巴黎进发。在再夺回首都之后,王党打算要怎样办法,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要去逮捕“爱国者”:罪犯的表册都已做好。有些要处死,有些要放逐,有些要监禁。所有议会通过的法令,无论是关于宪法之建立或是反对僧侣的,都得废除;旧统治及其一切状态与阶级都要恢复;必须用铁腕的手段,并且要以全部处决的方法,来恢复所有的什一税,封建律,狩猎法,以及旧统治之一切封建权利。
这便是王党的计划;他们也不去隐秘。他们向任何倾听他们的人说:“等着罢,你们绅士爱国者,不久你们就要为你们所犯的罪而受处分的。”
可是我们已经说过,人民将这个计划破坏了。在发棱被捕的国王,带到了巴黎,是处于各区爱国者的监视之下。
有人或者以为在这时候,大革命要大踏步地走上它那逻辑的发展时期。国王的背叛,已经证实了,他们不是会去宣布国王的退位,将一切旧封建制度打倒,而去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吗?
但是,竟没有过着这类事情。反之,在国王出走发棱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反动倒很占势力,并且资产阶级给与了王室一个新的免罪状。
人民立即抓住了这种情景。国王之不可再复位,是很明显的。如果他再进了王宫,他不又会更活动地与奥国及普鲁士来进行他的阴谋与诡计吗?他既然不能逃出法国,他便无疑地要速外兵之入侵。他在发棱遇着的事件,并不能使他得到教训,这也是很明显的。他仍然是不肯在反对僧侣和贵族的特权之法令上签字。惟一的解决方法,只有毫不迟延立刻宣布他退位。
巴黎及大部分各省的人民,是这样地看清楚这种情景。在巴黎的人民,即于6月21日之后,起而毁坏路易十六之画像,毁去尊王的雕刻。群众拥入杜意勒利宫,对于王室公然辱骂,并且要求他退位。奥良公爵骑马在巴黎街上游走,两唇微笑,以为他可以戴一戴王冠,可是人民却将背向着他:他们不要任何国王。哥德利尔党公开地要求共和国,并且在一个签了字的宣言上说:他们都是反对国王的人——都是“诛暴君者”。巴黎市政府也发出同样的宣言,巴黎各区团宣言它们有永久性,羊毛帽子和肩戈矛的人又在街上出现了;人人都觉得这是一个7月14日之前夕。在事实上,巴黎的人民准备着起来将王室根本推倒。
在民众运动逼迫下的国民议会,也只得向前走:国民议会好像觉得是再没有国王了。在事实上,他不是因为出走而退位了吗?国民议会便攫住了行政权,发布命令给各阁员,并且执行外交职务。差不多有两个礼拜,法国是没有国王。
但当时资产阶级的心思,忽然改变了:他们竟背约,开始公开地来反对共和国运动。议会的态度也同样改变。当民众会及友爱会宣言要国王退位时,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所组成的雅各宾俱乐部,便宣言要维持一个立宪的君主制。勒亚尔(Réal)在他们俱乐部的讲坛上说:“共和国这个字使傲岸的雅各宾党吓了一跳。”他们中之最急进的,如罗伯斯庇尔等,深恐他们退让,他们不敢宣言废君,他们说,有人叫他们共和党时,便是诽谤。
在6月22日曾如此决绝地反对王室的这个国民议会,现在忽然变了决心,并且在7月15日,很匆忙地公布一条法令,说国王是没有错的,并且宣言反对废君,所以就反对共和国。因此,要求共和国便是一件罪案。
领袖们如此忽然地改变而决定保全路易十六的王位,在这20日中,遇着些什么事情呢?国王曾有悔过的表示吗?他曾有什么保证,说他曾服从宪法吗?没有,这类的事情,什么也没有!这理由是很明显的,因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又看见了一个幽灵,这幽灵自1789年7月14及10月6日,是一直追逐他们的:这便是人民的蜂起!又和在1789年的8月一样,肩着枪的人民在各街各省,似乎准备着要起事。各乡村的无数农民,听见了警钟声音,急聚在往巴黎的路上,而把国王带回首都:看着这种情形,即可使资产阶级战栗。他们现在又看见巴黎的人民准备要起来了,肩着武装,要求革命要继续进行:要求要有共和国,要废止封建法律,要有纯粹而真实的平等。平分土地法,规定面包价格以及富人税,这些不都要见诸事实吗?
没有,民众的革命反而没有成功,这只看见叛国的国王,外兵的侵入。
所以,国王议会要急于将共和国的激动告一段落,在7月15日,急急地通过了一条法令,为国王辩护,使他复位,并且宣言如有人要促进革命,即是罪犯。
假装为革命领袖的雅各宾党人,经过了一日的犹疑之后,竟将共和党人抛弃,这些共和党人,正准备着于7月17日,在尚得马次举行一次反王室的大民众示威运动。同时,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为保持他们的地位起见,都召集拉法夷脱所统率的国民护卫军,并且带着这军队去压制齐集在尚得马次之徒手民众,这些民众围绕着“祖国之祭坛”,在签一个共和请愿书。红旗展开了,戒严令也宣布了,民众,共和党也屠杀了。
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一个公开的反动,以后继涨增高,直至1792年春。
起草尚得马次请愿书要求废君的共和党人,受了凶残的处分。丹东不得不逃到英国去(1791年8月),知名的共和党及《巴黎之革命》的编辑罗伯,富勒郎(Fréron),而尤其是马拉,都不得不躲藏起来。
资产阶级便利用这个恐怖时期,更进一步来小心地去限制人民的选举权。此后要做一个选举人,除能直接缴付10日劳动价值之捐款外,每人还须领有或得使用价值一五〇日至二百日工作之财产,或领有一个价值四百日劳动之田庄。这么一来,便将农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剥夺殆尽。
1791年7月17日以后,如果有人自命或被称为共和党时,是很危险的;而不久有些“在骚扰与纷乱中无所失而有所得”的革命家,竟把“要求将共和国来代替王政”的人,当作“坏蛋”。
资产阶级渐次更为得势;就在这公开的王党运动之中,巴黎的资产阶级对于国王及王后热烈地高呼万岁,这时,在1791年9月14日,国王到议会来承认宪法,并且立誓忠于宪法,可是在当天他就背叛了。
15日后,宪法议会解散了,这时使立宪派另外得着机会来重行表示他们对于路易十六之尽忠。政权到了立法议会之手;这议会是用有限制的普选法选出的,其中之资产阶级自然要比在宪法议会中的为多。
反动势力仍在增长。到1791年末,优秀的革命家完全感觉革命的失望。马拉以为一切都失去了。他在《平民之友》中写道:“革命失败了。……”他主张又要向人民申诉,可是政治家不听他的。他在7月21日出版的一期上说:“把巴士底狱的城墙打倒的是些贫民。现在只有让他们再来工作;他们会表现他们的工作,一定有在第一次那样的结果;他们无所希求,只要和他们的暴君战斗;但在当时他们可以自由行动,现在是上了锁链了。”自然是领袖们将他们锁链起来的。马拉又在1791年10月15日说道:“爱国者是不敢出面,而自由的敌人却充满在参议院中的楼厢,并且到处可以看见。”
1791年10月24日,对木郎也在雅各宾俱乐部中,说了同样失望的话。他说:“反动派利用1789年7月与8月的民众运动,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宫廷的幸臣现在常说起人民之尊严与人权,以及公民间的平等,来欺骗人民,而他们却借国民护卫军的制服来强夺甚至收买领袖的位置。他们的四周,都是王位的工具。贵族的魔鬼们,已经表示了凶恶的智慧。”
蒲鲁多姆(Prudhomme)公开地说,国民已为其代表所卖,军队已为其军官所卖。可是蒲鲁多姆和对木郎最少还能露面,而民众的革命家,如马拉,即不得不躲藏几个月,有时在夜晚竟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大家都是这么说,他简直是将脑袋提在手里来向人民宣传。丹东,在要被捕的时候,逃到了伦敦。
由于弗撒之居间,王后才得安排入侵及日耳曼兵之入巴黎;在她与弗撒的通信中,即可证实“巴黎之有显著的变化”。她写道:“人民不再读新闻纸了。”她在1791年10月31日又写道:“人民现在只知道面包之昂贵与法令。”
面包之昂贵——和法令!他们赖面包来生活,并且由面包而发生革命,因为在10月,面包已是缺乏!反对僧侣及逋臣的法令,国王拒绝签字!
到处都有叛逆,我们知道,就在那时——在1791年末,吉伦特党的将军都木里茨统军驻在法国东部,业已与国王在计划。他为路易草了一个秘密文件,写着阻挠革命的方法。后来攻杜意勒利宫后,在路易十六的铁柜中,已将这文件找出。
[1]见得士旦伯爵(Comte d'Estaing)写给王后的信,这封信的草稿,后来发现出来,发表在《自由之二友》上的“大革命史”上。出版于1792年的第三卷101—104页。
[2]依据最可靠的文件,如勒洛特尔(M.G.Lenôtre)所收集及分析的(《1791年6月发棱之戏剧》——Le Drame de Varenne,Juin 1791),以及巴阳(Bayon)所发行之小册子,当时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杜罗埃特起先只怀疑这些旅客;从禅拉几(Jean de Lagny)把他的怀疑证实了之后,他才不犹疑,越过了树林去追赶。禅拉几是个十三岁的小孩,为尚得利(Chantrix)邮政局长拉几(J.B.Lagny)的儿子,他骑着极速的马,带了巴阳签字的逮捕王室马车命令到了圣麦内阿德,巴阳是6月21日早晨巴黎派来追赶国王的自告奋勇者之一人。巴阳在六小时之内,跑了三十五个“里”(lieue,约当三英里),换了十次马,也许异常疲乏了,便在尚得利停息一会儿,而派一个人先去。也许路易十六在尚得利业已被法勒(Gabriel Vallet)认出来了,法勒娶了拉几的女儿,而在联合祭日祝节到过巴黎。法勒追随王室马车一直到沙琅,他在那儿自然没有保持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