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后记

因为特殊事变——这些事变似乎用不着在此地加以说明——之故，竟使本书的下卷会延迟至今才得与读者相见；我应当向读者表示十分的歉意。

本书的全部都经我亲自校对的，所有错误，都应由我负责。但是，上卷出版以后，我自己随便翻翻，便发现许多错误及不满意的地方。这因为书局送来的样张时，已经是打好了纸版，只要作最后一次的校对。我曾在序里说明我译本书时，曾迁延不少的时日；因此我在校对时，发现了我初译时的错误及不满意的地方，我都改正了——改得一塌糊涂。一到出版之后，不特没有依我的校稿改正，反而弄得更糟；因为改得多的地方，印局以为打好了纸版，无法更改，便不理会；而改一两字的地方，则将一两字填平补上，有时补得不现有时竟没有补。结果，错误仍然是错误，而填平的地方，反弄成一块一块不现的空白。这个，使我深感不安；但我不是印刷工人，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除求读者原谅外，惟有祷祝下卷不会遇着这同一的命运；而上册则须待再版时改正，倘使老板肯化些成本再打纸版的话。

上卷出版以后，接到了或听到了许多意外的回音，有的是来自我的朋友，有的是来自不相识的读者；这是我引为愉快的。关于称赞我的话，我不应拿来在此重述，关于指摘我的话，我觉得应该在此提一提。就中我最要感谢我还在法国的好友沈炼之君；他在百忙中来批评我的译序，指示我译文的错误，而特别译了亨利塞教授的一篇“历史家克鲁泡特金”为本书作附录。

他的来信说：“你的序文……关于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似嫌肤浅一点：你只把你的结论告诉人家，毫不拿出理由来，这怎么能使别人折服？”这个责备我该接受；但是我之不拿出理由来也有原因：要讲理由便免不了要胪列事实，但这年头要胪列这样的事实是有点不大方便；“明哲保身”的古训告诉我们：“是非只因多开口。”这个，想来读者也是明了的；但也难怪沈君，因为他去国已有五年，对于国内的情形自然有点隔膜。

此外，一切君在一卷一号的《时代前》杂志上有一段介绍本书的话，我觉得可以抄在下面：“克氏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早在1886年就开始了，然而他之专门研究它却是在1905年以后。那时他在伦敦，巴黎他虽然有时可以偷偷去一两次，但他不能长住在那里从事于学术的探究，这是很显然的事，所以他的原著虽用法文写成，而材料却大半取自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宝藏。不过法国方面的材料他也能够取汲的，这是靠了两个友人的帮助，一个是比国的教授尼斯，一个是革命家吉鲁姆。吉鲁姆……还著过两册关于大革命的革命研究，他又是大革命史研究会的会员，当在该会的机关报上作文。他对于大革命史的深造是无人能否认的，克氏的著作经了他与尼斯的校阅，便是愈臻完善了。”

末了，我希望读者能给我以善意的指正，使得于再版时，修改成为一本完善的译本。

1930年4月8日译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