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之组织——报复

第六十一章　中央政府之组织——报复

公共幸福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巴黎之情况——旧统治之势力——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国民大会禁止纸币——公社之微弱——国民大会与各区团——“嫌疑犯律”——雅各宾党之得势——罗伯斯庇尔及被逐之吉伦特党——圣朱士之报告——中央政府之建立——军事情况——共和党之小挫——共和党之屠杀——营救玛丽·安都勒之企图——命令将她付审讯，但是延迟了——她之受刑——被捕吉伦特党之定罪——接着又是其他的人——恐怖之开始

自5月31日及主要的吉伦特党被捕以后，山岳党于1793年之夏季，忍耐地在建立一个强固的政府，集中于巴黎，以应付外患，各省之叛乱，及由激烈派与共产党所领导而发生于巴黎之民众暴动。

在4月间，我们业已看见国民大会把中央权威付予公共幸福委员会，在5月31日以后，她又加添些新的山岳党份子，[1]以增大这个委员会的力量。新宪法之施行，未成事实，直到战争终了；而这两个委员会——公共幸福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却不断地在集中权力于他们手中，而要实行一个温和的政策——就是说：一方面是激烈派及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急进派，他方面则是丹东及其伴侣而且有吉伦特党在后面；他们则站在这二者之间。

两委员会之集中权力的工作，很得了雅各宾党之助，他们把活动的范围扩到张各省，而且使党员团结起来。在1791年时，与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相结纳的会社只有八百，到1793年时则增至八千；而且这些会社都是拥护共和党资产阶级的；新政府之无数的官吏，也是由他们供给；政府用以发现其敌人或消灭其敌人的警务中心，也是由他们组成。

此外，在各城市及乡村公社中，以及各区团中，组织了四万革命委员会；米施勒已经说过，这些公社大半是处于有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多半是旧统治时代之官僚——的领导之下，即刻被国民大会以之附属于公安委员会；而各区团自身以及各民众会社，也很快地变成了中央政府之机关，不过是共和国的教会政治之分支而已。

同时，巴黎的情形是很不安定。有能力的人，优秀的革命党已于1792年及1793年投军，他们已经到了边界及凡兑，而王党却开始抬头。他们利用各区团之监视松懈了，便成群结队的回巴黎来。在8月间，旧统治时代之过分的奢侈，忽又出现了。公共花园及剧场中满是些“纨袴子”。[2]在剧场中，王党的剧本很受欢迎，只听见怪声叫好；而对共和党的剧本则喝倒彩。有一个王党剧本表演寺狱及王后之被救，实则玛丽·安都勒的逃走之成为事实，亦只指顾间事。

各区团也被王党及吉伦特党之反革命派所制服了。当青年工人及工匠，经过整天疲倦工作之后，再会集在各区团之大会中，而青年资产阶级，也带着棍棒来赴会，要凭他们的意志来左右议案。

各区团自然要防止这种侵入，他们从前也这样做过，各邻区团彼此相助；但是雅各宾党嫉视各区团之权力，总想首先利用一个机会来破坏他们。这个机会不久就来了。

巴黎仍然缺少面包而且价昂，9月4日群众齐集市政厅，高呼“我们要面包”。[3]这些呼声愈见可怕，少不得要民众所信仰的，善良的，最为巴黎贫民所爱戴的演说家硕墨特出来劝慰他们。硕墨特允许供给面包，并且允许将巴黎备办粮食的行政人员逮捕。他用这些许诺防止了一个骚动，到第二天人民只派些代表到国民大会去。

可是国民大会，即不能够又不愿意来处理这次运动之真实原因。它只竭力以严厉的方法来恐吓反革命派，而增大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大会，公共幸福委员会，甚至公社——我们要知道，公社之存在已为委员会所左右——都没有表现能力来应付这种情况。丹东，罗伯斯庇尔，巴勒尔及其他许多人曾经表现过大革命初期之希望，可是到现在谁也不来以此种力量，勇气及精锐，去表现起自民间的共产主义理想。“强固政府”之拥护者——资产阶级的中庸之人，都抱着民治主义的观念——已逐渐得势了。

这原因是由于旧统治仍有很大的力量，这力量近来更见增大，因为有从革命得到好处的人来拥护它。要破坏这个力量，非新起一个民众的平等的革命不可；但1789年至1792年的大多数革命家不要这种东西了。自1789年至1792年时有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大多数都觉得革命走得太远。这个革命能够防止“无政府主义者”之“平分财产”吗？它会使农民过于安适吗？他们太安适了，则购得国家田产的人，不会没有人去替他工作吗？他们又到那儿去找劳动者到这些田庄上来生利呢？购买者之以整千整万付给国库来购置国家的土地，自然是打算从这些土地中生利，倘使在乡村间没有被雇的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宫廷派及贵族现在联起来成为一个已经购得国有土地之整阶级，所谓“黑队”（bandes noires）的军人也来投机于国有产业之买卖，无数的包揽人则投机于军用品之供给，而无数的经纪人则投机于纸币金融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买卖。他们都已造成他们的财富，他们立即联通一气，来防止革命，他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所购得之产业及所积聚之财富，不能牺牲。在乡村中则有新兴小资产阶级来拥护他们。他们只注意于某种政府之建立，希望它很强固，足以压制无裤党不破坏秩序，足以防止英，奥及普鲁士军队，否则敌人得胜，则革命时代从僧侣及逋臣王党手中所夺来的财产，都要物归原主。

故此，国民大会及公共幸福委员会，眼见得公社及各区团足以危害他们的权威，便千方百计利用9月初间的运动之缺少联络，而以新的权力赋予中央政府。

的确，国民大会曾决定防止纸币交易，有违者处死刑，并且组织六千人之“革命军”，在赫伯尔派的罗山（Ronsin）统率之下，其目的在防止反革命派及索取乡间之粮食以供给巴黎。但是随着这种改革之后，并无至要的行动，不曾使愿意耕种的人有土可耕，或赞助他们去耕种，故此，革命军之索取，又成了乡村怨恨巴黎之一原因，结果反使首都粮食之供给，更为困难。

此外，则国民大会不离“恐怖”之威吓，而以新的权力赋予政府。丹东则主张“武装的国民”，以威吓王党。他说：“每天杀几个贵族或恶徒的脑袋，是他们罪有应得。”雅各宾俱乐部则要求审讯被捕的吉伦特党。赫伯尔则主张要有“游行断头机”。革命法庭更加活跃，允许搜查私人住宅，甚至在晚上也可以。

一方面以恐怖政策来威吓全国，同时也想方法来削弱公社力量。各区团之革命委员会，本有司法警务及逮捕权力，则指责他们滥用了这些权力；硕墨特则将他们置于公社监督之下，而放逐其不甚可靠的委员；但在十二天后，即1793年9月17日，国民大会因为嫉视公社权力增大，便夺去它这种权力，于是革命委员会便处于公安委员会——此可怕之秘密警务权力系由公共幸福委员会而建立，却立即要吞并它——之直接监视之下。

国民大会之对于各区团，借口于防止反革命派之侵入，于9月9日决定将其大会召集次数减为每星期两次；为掩饰起见，每次付两佛郎给出席的，仅凭两手工作过活的无裤党——这个办法早已视为很革命的而实行了，但是各区团之判断似乎两样。有少数的区团（如在发尔勒势力下之民约区，谷市区［Hall-auxblés］及人权区等）则拒绝此赏金而斥责此原则；但据梅烈所说，其他的区团都收用这笔钱。

在9月19日，国民大会又决定在那些压抑的法律之上，再加上可怕的“嫌疑犯律”。因有这个法律，遂得拘捕一切有嫌疑的前贵族——财产被充公的贵族，一切曾参加“暴政或联盟主义的人”，一切“不曾尽人民职务的人”，——在事实上，凡是不继续忠心于革命的人，都可被捕。路易·布兰及其他崇拜国家的人，都说这个法律是个“可怕的政策”，而在实际上，不过是表现国民大会之力量薄弱，不足以继续革命所开拓的路径。这么一来，便使牢狱有人满之患，于是后来发生一些悲剧，如后来加利尔在南德将囚犯们溺死，柯洛在里昂将他们成群的枪毙，1794年之6月及7月在巴黎竟将他们成群地坑死，总之，都是为山岳党统治之倾覆做准备工夫。

在巴黎既有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政府，于是在各政党之间遂不免发生可怕的竞争，看是谁能够将这个可怕的武器拿到手中。在9月25日，各党派便于国民大会席上发生争斗，胜利却是归在革命党之中庸派的一边——归在雅各宾党及其忠实代表罗伯斯庇尔的一边。在他们的势力之下，用他们所推举的人组织了革命法庭。

八天之后，在10月3日，这个新权威便证实了。公安委员会的委员阿麻尔（Amar）经过一度怀疑之后，竟不得不提出关于6月2日被逐之吉伦特党的报告，他在这里边主张把他们都送到革命法庭去；他现在或者是因为恐怖或其他的顾虑，竟在另一方面更进一步，主张在他所控告的三十一名之外，还有七十三名吉伦特党议员也要付审讯，说他们曾于6月间在国民大会破坏国民之代议制，但议会仍在继续进行。罗伯斯庇尔却竭力反对这个提议，这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他说，应该受责罚的不是全体，只把他们几个领袖拿来追问便够了。他因有右派及雅各宾党的赞助，他的主张在国民大会中占了胜利，于是他得了和解者的头衔，因能左右国民大会及两委员会。

再在几天后他的朋友圣朱士在国民大会中读一个报告，他在那里边怨诉了新政府之腐败与暴虐以后，即提及了巴黎公社——硕墨特及其党派——其结论是主张“革命的政府应当维持下去，直至有了和平时为止”。

国民大会采纳了他的结论。中央政府便这么确定地组成了。

当巴黎正在发生这些争斗时，军事情形却呈现最阴暗的景色。在8月间又发布招募的命令，丹东又回复了他的能力及透察民心，他能有很光辉的灵感使这全部招募的工作，不落于革命政府手中，而置于八百同盟队手中；这八百同盟军是从各初级选举人会派到巴黎来表示接受宪法的。这个计划于8月25日被采用了。

可是法国有一半人不愿意战争，故招募进行很慢；而武器及军需品亦很缺乏。

起初在8月及9月间，情势很不见佳。团琅在英国人手中，马赛及勃罗文斯正在革命反抗国民大会；里昂之围未解——直继续到10月8日——而在凡兑的情况也没有改善。直到了10月16日，共和国军队才在威迪尼打了第一次胜仗，18日才在硕勒打败凡兑人，把他们赶过罗亚尔河往北走。但是共和党之屠杀仍没停止，在诺亚摩稽尔（Noirmoutiers），奢勒特（Charette）抢杀了所有围绕着他的人。

看见了这种流血的情形，法国人驱逐敌人出境之超人的力量，以及法国民众所受之无限的痛苦；从革命党心中自然要发出“打倒一切的革命敌人！”之呼声；——这是易于了解的事。一国国民是不能永久受压迫而无革命之觉悟的。

10月3日有命令给革命法庭，审问玛丽·安都勒。后2月以来，就时时听见有要救出王后的话。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几次几乎要成为事实。由公社委以看守寺塔之责的市政官吏们，不断地被王室家庭中人所运动。这些官吏中有富郎，布鲁诺（Brunot），莫尔（Moelle），顽散（Vincent）及米硕尼（Michonis）。热烈的王党勒庇特尔（Lepître）供职于公社，而他急进的议论很能引起各区团之注意。另一王党波尔特（Bault）则取得刚西尔哲利狱的看守之职，王后就关在那里。2月间有一次要逃走失败了；另有一次为米硕尼及巴茨男爵（Baron de Batz）所准备的，却几乎是成功。在这一次打算逃走发觉了以后（7月11日），玛丽·安都勒才和她的儿子分开，把他交给了补鞋匠西门（Simon）来看守。王后则移至刚西尔哲利狱（8月8日）。但是要救出她的企图仍在进行，圣路易的武士罗哲维尔（Rougeville）竟得与她接见，而看守吏波尔特则担任与外界的接洽。每一个拯救她的计划都使党变为很热烈，他们想以政变恫吓，准备立即普遍地屠杀国民大会中人及爱国者。

国民大会倘使不是希望各联军君主以释放王后为条件而撤兵，玛丽·安都勒之付审讯也不至延迟到10月。我们的确知道，公共幸福委员会曾（于7月间）有训令以此意传给它的特派员色蒙维尔（Semonville）及马勒（Maret），他们在意大利被米兰总督逮捕；而且我们还知道，关于释放王后的交涉，往后还在进行。

玛丽·安都勒之拼命引德军来法，及她的背叛行为使敌人易于得胜，这都是显然的事实——现在她和弗撒的通信已公布了——这么一来，近代推崇她的人说她几乎是个圣哲的故事，遂不攻自破。1793年的舆论是不错的，它说玛丽·德利撒（Marie-Thérèse）的女儿（按即指玛丽·安都勒）的罪恶，甚至比路易十六还要厉害。她于10月16日死于断头台。接踵而死的便是吉伦特党。我们记得在6月2日，三十一名吉伦特党被捕以后，曾允许他们有游行巴黎的自由，不过要由一个宪法监视。当时并没有要杀他们的打算，著名的山岳党还到被捕的吉伦特党屋里去留以为质。但是大多数被捕的吉伦特党都逃出了巴黎，到各省去煽动内乱。有些在诺曼底及布里坦煽动，有些则激起波尔多，马赛及勃罗文斯的叛乱，他们到处与王党联络。

到了这时，6月2日被捕之三十一名，只有十二名在巴黎了。再加上另外的十名吉伦特党，这个案子遂于新2月3日（10月22日）提出法庭。吉伦特党们勇敢地辩护，他们的辩护辞似乎能感动革命法庭之被选的陪审官，公共幸福委员会从国民大会得到了一条法令，催促着法庭。新2月9日（10月29日），富吉尔唐维尔把这新法令在法庭宣读，这案件了结了，有二十二名吉伦特党宣告有罪。发拉茨（Valazé）自杀了，其余则于次日行刑。

吉伦特党的灵魂罗兰夫人是于新2月18日（11月8日）处死的；前巴黎市长贝雷（以1791年7月17日默允拉法夷脱之屠杀之罪，这是无疑的），从里昂来的吉勒·杜甫勒（Girey-Dupré），以及在从发棱至巴黎途中被王后运动之佛意党巴拉夫，也接着受刑；在12月中，吉伦特党克尔圣（Korsaint）及拉波·圣埃稽勒也上了断头台；都巴利夫人（Madame Dubarry）也以王党罪名处死。罗兰及康多塞则自杀。

恐怖又是这样开始，这是一个不可免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