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6月20日
1792年初之革命状态——宪法失了威权——立法议会——反革命派之准备——人民认识了革命之危险——雅各宾党之恐怖——伟大的共和示威运动——示威之影响——共和党领袖之被捕——议会与革命——“拉穆勒特之吻合”——人民决定要打倒王权——革命之危机——吉伦特党警告国王——他们之惧怕人民革命——马拉及爱国者之失望——王党的希望——革命党中之小纠纷
我们根据上一章所述，知道了1792年最初几个月之革命，是在一种何等可悲痛的情形之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既获得政权，并且因政府的帮助，获得财产，基础稳固，便认为满足了；可是人民并没有看见成就了什么。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城市中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什么也没有得到。商人及垄断者因为做政府的承揽者及经纪人，经手发卖教会财产，及买进公社共有土地，获得了巨大的产业；但是面包及一切必需品之价格仍在增长，各大城市之贫民区域，永远是饥馑。
同时，贵族则日见得势。贵族及富人，都抬起头来，狂言着他们不久即可将无裤党镇压。他们天天盼望着德军入侵的消息，德军会胜利地到了巴黎，恢复旧统治之一切尊荣。我们也看见，在各省中，反动派在公开组织，准备大大地举事。
对于宪法，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革命家，曾经宣言无论如何牺牲，都要保全；可是它之存在，不过是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件，而严厉的改革，业已中止。国王的威权虽被限制，但限制得并不严。他还有宪法所留给他的权力——王室金，军队之指挥，内阁及其他之选择——而所有地方政府之内部组织，又多落于富人之手，人民则无事可为。
自然，谁也不会疑心立法议会是急进派，它所颁布关于封建负担及僧侣们的法令，显然染着资产阶级的温和色彩；可是这些法令，国王也不肯签字。谁也觉得这个国家是一天一天地在一个不安定的制度之下，这个制度是随时可以推倒而恢复旧统治的。
同时，在杜意勒利所计划的阴谋深入法国，并且牵涉到柏林，维也纳，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杜林，马得里得，及比得堡（Pétersburg）的宫廷。1792年夏天反革命派所准备的阴谋，快要爆发了。国王及王后催促德军向巴黎进发；甚至确定了他们进城的日期，这时准备好了的王党，要伸臂去迎接他们。
人民，以及为人民保持住的革命家，像马拉及哥德利尔党——8月10日使公社存在的人——完全知道当时革命处境的危险。人民虽然看清了这种情景，然不能确当地表现出来，也不能以学理来保持他们的预见。法国的人民自然要比政客们强，他们猜想着阴谋正在杜意勒利及贵族之堡垒酝酿着，但是他们没有武装了，而资产阶级却已组织了国民卫军；而情形更不堪的便是那些革命所推为先驱的知识分子，代表革命来说话的人，——其中最诚实的如罗伯斯庇尔——他们自己都不相信革命了，比人民还要不相信。正好比我们现代国会中之急进派一般，总恐怕人民出头，来做时代之主人；然而他们又不敢承认他们对于革命的平等之恐怖。他们表示他们的态度，最少是个小心去保全由宪法而获得之少量自由的人。到了一个新暴乱之未决去取的时机，他们说，他们宁愿左袒立宪的君主制。
像对外宣战（1792年4月21日）及德军入侵这样重要的事件，才能改变这种情景。当时人民看见了四周都是叛徒，即令他们所信仰的领袖们也背叛他们。人民于是开始自己行动，要去压迫那些“思想之领袖”。巴黎准备着一个大暴动，使人民得以废除国王。各区团，各民众会，及各兄弟友爱会——这些都是“不知名的人物”，即得到了哥得利尔俱乐部之援助的群众，便开始工作。硕墨特说，这些最敏慧而最开通的爱国者，都齐集于哥得利尔俱乐部，并且在那儿过了一夜，在准备一个民众的暴动。此外，又有一个委员会，竖起了一面红旗，上写：“镇压宫廷叛乱之人民的戒严令。”在这旗帜之下，齐集了所有的自由人——真共和党，他们要替1791年7月17日在尚得马次被杀害的亲戚朋友报仇。
大多数的历史家，都说雅各宾俱乐部，是巴黎及各省革命运动之发源地，六十年来大家都这么相信。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情形并不如此。6月20日及8月10日的原动力，并不是发生于雅各宾党。反之，他们在整整的一年来竟反对激起人民，即令其中之最革命的也是如此。只在他们看见了自己被民众运动所攻击以后，才决定又来加入，然而不过是一部分。
但是为什么畏缩！他们是希望人民起来与王党决斗；但是他们不愿再有下文。如果人民将王权打倒之后，还不满意呢？如果人民迁怒于富人，有权者，及狡黠者——这些人是在革命中趁火打劫以利已的——便怎么样呢？如果人民在攻杜意勒利宫之后，还要将立法议会取消呢？如果巴黎公社，极端派，“无政府党”，——罗伯斯庇尔对于这些人是常加辱骂——以及主张“财产均等”的共和党，如果他们占了胜利呢？因此，我们便知道在6月20日以前的许多次会议中，著名的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如此犹疑不决，以及雅各宾党之所以不愿再促进人民的暴乱。迄至7月，人民不顾宪法法律的规定，宣布各区团之“永久”存在，命令全部武装，并且强迫议会宣布“国家之危险”——到了这时，罗伯斯庇尔，丹东，及其党徒们，最后，又有吉伦特党时，他们才决定跟着人民，宣布他们加入这个暴动。
这是很自然的，在此种情状之下，6月20日的运动是既不会有精神，也不统一；如果要使攻击杜意勒利宫的暴动有结果，则这种精神与统一便是必要的。人民到街上来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态度没有确定，民众也不肯太退让。他们的行动，似乎是要看看他们之进攻王宫到如何程度——其余的事情，则待再有机会举行民众示威运动时再说。如果这一次便了却一切——那再好没有；否则他们到要来看看杜意勒利宫之力量如何。
在事实上竟这样遇着了。这个示威运动是十分和平的。议会借名于请愿，举行网球庭宣誓之周年庆祝，并且在国民议会之门口植一株自由树，有无数的人民都在这一天出来了。从巴士底狱到议会的路上满街都是民众，宫廷中也准备着兵士充满着加鲁塞广场（Place du Carrousel），杜意勒利宫之大庭，及王宫附近。杜意勒利宫所有的门都关闭了，人民对于大炮是受过教训的；炮弹也发给了兵士，两方面的战争似乎是不可免。
可是群众仍不断地增加，便使宫廷的抵御者看见胆寒。外层的门于是打开或挤开了，加鲁塞广场及大庭中都是些民众。大多数都拿着短枪，镰刀，或在棍杆一端上了刀，斧，或锯子，但各区团都很小心地选出了参加示威的人。
群众中有人将一扇宫门用斧劈开了，当路易十六命令将其打开时。立即有无数的人民涌入内庭及王宫。王后及她的儿子被她的朋友们匆匆地推到了一个大厅中。大厅中有一部分被一张大桌子挡住了。在另一个房间里把国王找到了，几分钟内，里面也充满着群众。他们要求他批准他所曾经否决的法令；“爱国的阁员”——即吉伦特党内阁——他曾于6月13日将其免职，应该召回；反叛的僧侣应当驱出法国；在哥布勒茨及巴黎间任他选择。国王脱去了他的帽子，而戴上了一顶羊毛帽；群众又要他饮一杯酒为国民祝福。国王和群众支持了两小时，国王再三说他尊崇宪法。
这个攻击王权的运动失败了，什么也没有成功。
但是，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的愤怒，反因此加增。群众既不敢攻击王宫，即是表示他们的弱点；如是都极端地怨恨人民，这种怨恨是由恐怖而生的。
路易十六控告人民侵入王宫的信，在国民议会宣读的时候，议员们都齐声喝彩；正如1789年以前廷臣们喝彩之一般的恭顺。雅各宾党及吉伦特党都一致不承认参加过这次示威运动。
这拥护的表示，自然增加了宫廷的勇气；于是宫廷便在杜意勒利宫组织了法庭，来审问这次运动中的罪犯。据硕墨特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所载，这样地又使那可恨之审判方法复生了，此种方法，在1789年10月5日至6日，及1791年7月17日以后，曾一再地应用。这个法庭是由一些治安警察法官组成的，费用由王室担负。宫廷中供给他们的食物，并且命令王室管衣处供给他们的需要。最有力量的著作家经人检举而入狱。各区团之主席及秘书，有些也遇着同这样的命运。自称共和党的人便又遇着一件危险的事。
各郡之执政司及大多数的自治机关，都与议会之卑屈的宣言相一致，发出愤怒的文件来攻击“反政府党”。在实际上，八十三郡的执政司有三十三个——即整个的法国西部——是公开的王党及反革命派。
我们必得记着，革命总是由少数人造成的；甚至当一个革命已经开始，国民之一部分已得到了它的结果，还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还有些什么事情要做，以去保障这些已获得的胜利，也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敢为的勇气。所以，代表一国之平均数，甚或不及平均数的议会，常常是，并且一定是要去阻遏革命；它决不能做革命的工具。
立法议会便发生过一件很显著的事情。在7月7日——在因德军入侵而国家宣布危急的四天以前，即在王权倾毁的一月以前——议会中便发生了下述的事情。他们为着保持公共安全的问题，讨论已好几天了，当时因为宫廷之激动，里昂主教拉穆勒特（Lamourette）对于秩序就提出动议，主张调和各派，并为着去实现这个动议，他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在议会中有一党攻击他党，说它有倾毁王政的阴谋。而这一党又攻击它的同僚，说它有破坏宪法平等及所谓两院制之贵族政治的阴谋。好罢，先生们，让我们用一个共同的咒语，并且用一个可靠的誓言，来把共和国及两院消灭罢。”于是帽子飞扬空中，议员们互相拥抱，右派和左派表示友爱，并且立刻推举代团去见国王，国王也来加入这个欢宴。这一幕戏在历史上便叫作“拉穆勒特之吻合”。幸喜民众的意见，并没有这些把戏所迷住。就在这晚上，比洛发棱（Billaud-Varennes）在雅各宾俱乐部抗议这个作伪的调和，并且决定把他的演说词寄给联盟各会社。在宫廷方面并没有废止武力的意思。巴黎市长伯蒋因对于6月20日的疏忽，被王党的塞内（Seine）郡执政司免职。但是当时巴黎的人民，却很热闹地拥护市长，所以六天以后，在7月13日，议会又取消免职令。
人民业已打定了主意。他们知道必须扫荡王室的时机到了，如果6月20日不接着来一个民众暴动，恐怕一切都随革命而去了。但是在议会的政客们，判断却是两样。“谁能预料一个暴动会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们自己在思索；结果是这样的，如果反革命派得势，立法议会的议员们早已准备逃路了，这是很少例外的。想做“政客”的人害怕，他们只想如失败时，可得到一纸赦罪书，——任何革命的危机便在这一点。
在那些要找历史教训的人看来，从1792年6月20日之示威至8月10日之攻杜意勒利宫，这七个星期是非常重要的。
6月20日之示威虽没有立即得到结果，但使全法国都惊醒了。路易·布兰说：“一城一城地相继叛乱。”外国人就在巴黎国门，7月11日国家宣言在危险中。14日大联合在庆祝，这时人民举行了一个可怕的示威，来对待王室。那些革命的公社，都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行动。国王既已背叛国家，他们便要求将其废掉，至少也要停止职权。“共和国”这个字虽没有人讲，却有一个代理执政的倾向。马赛却是例外，从7月27日以来，就主张废除王室，并且派了五百义勇队，唱着“马赛曲”到巴黎来。布勒士特（Brest）及其他城市也派了些义勇队，要求巴黎各区团，永远存在，并且武装起来，准备接战。
从各方面看来，都觉得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
议会做了什么呢？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吉伦特党——做了什么呢？
当议会在宣读马赛之强硬的请愿书时（这请愿书要求议会采取一种和事变之重大程度互相一致的政策），议会全体抗议。杜亨（Duhem）在7月27日主张将废君问题来讨论时，大家都喝他的倒彩。
玛丽·安都勒于7月7日，寄给她在外之密切的通信员说，爱国者已在害怕，要求解决——这事确实是在数日后就会要发生的，她一点也没有错。
在各区团人民一方面的人，自然是觉得到了一个伟大事变之前夕。巴黎各区团已宣布其有永久性，和各自治机关一般。他们也不管自动公民之法律，便自己商议来处理，而且武装起来，很明显地就会有一个大暴乱。
但是“政客派”的吉伦特党，正由国王的侍臣稽勒（Thierry），送给国王一封信，告诉他会有一个可怕的暴乱，其结果会要废君，或更有甚焉；避免这个灾难之唯一方法，只有在八天以内，召还罗兰内阁，色尔温及克拉维尔。
自然，这并不是“一千二百万人允许了布里索”，而迫着吉伦特党走这一步棋。据路易·布兰所说，也不是他们有重握大权的野心。这个原因还更是深远，布里索在他的《写给他的选举的信》这小册子里面，把吉伦特党这时的打算说得明明白白。这就是说：他们怕民众革命，——足以殃及财产的革命，——他们怕民众，人民，以及衣衫褴褛的大众之诬蔑；他们怕在这个制度之下，失去他们的财产，更有甚焉者失去政治家的教育与支配的能力，以及特权（这些财产等等，都是他们从来所获得的），——就是怕他们也弄到和平民一般。
这种恐怖使吉伦特党胆寒，正如今日在国会中及政府中，和党时之吉伦特党占有一样位置之各党，一样的胆寒。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真爱国者所感到的失望，正如马拉所表示出来的：
他说：“我们已奋斗了三年来争我们的自由，而我们仍然是没有得着。革命反而反对人民了。在宫廷及其拥护者方面，永远是免不了阴谋与奸巧；而在立法议员，则总想抵赖与欺骗。……革命不过是使富有而贪得之徒，得着机会去取非法之财，垄断，舞弊及掠夺；而人民却是遭殃，无数的贫民不是冻饿而死，便只有出卖。……我们胆敢再说一句：我们之离开自由，比以前还远；因为我们不但是奴隶，而且还受了法律之束缚。”
他又说：“在政治舞台上，布景是变了。但原先的角色，阴谋及动机，仍是一样没有动。”马拉又继续说：“现在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之争斗，已到了生死关头。在暴动的时候，人民可凭着他们的力量将眼前的一切打倒；但是无论他们开首得到了什么利益，末了总要屈服于上层阶级之下，上层阶级奸巧利诈，无所不用其极。上层阶级中之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原先是反对独裁的；但是他们在人民中一得到了信仰，并且凭借人民之力量，而到了他们所曾反对过的特权阶级之后，便又来反对人民。”
马拉还说——我们可以说，他的话即令在今日的20世纪，仍是金石之言——“革命之所以能起来而维持住，完全是由于下层阶级社会——工人，工匠，小贩，农人，贫民，及那些不幸的人，他们被无羞耻的富人称为Canaille，罗马昔日称之为普罗列塔里亚。但是，谁又料到革命所成就的，只是些小地主，法律家及帮同欺诈者。”
在劫巴士底狱的一天以后，人民代议士是易于去“将独裁者及其臣属推倒”，马拉又说，“但是他们要做这桩事，便应有深虑及贞洁了”。至若对于人民，本应使之通通武装起来的，却只允许其一部分武装起来（即由自动公民所组成的国民卫军）。本应不再迟延去攻打革命之敌人的，人民却舍弃了他们胜利之利益，退而以图防御。
马拉又说：“现在，在这三年中，各爱国的会社曾有无数次的演说，以及无数的文字宣传，……但是人民还不及在革命起的时候，那样觉得起而抵抗压迫者。在那时候，他们跟着他们自然的天性走，他们纯朴的感觉，使他们找到了征服那势不两立的敌人之真方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他们受了法律名义的束缚，正义名义的专制；他们成了宪法的奴隶。”
这些话虽然是载在《人民之二友》的六五七期上，可是好像是昨天说的一般。
马拉是非常的失望了，他只能找到一条出路：在人民一方面起而“发出市民的愤怒”，正如1789年7月13及14，和10月5日及6日一般。他正深深地感觉着失望。迄至各郡赴大联合的人到了巴黎，他才恢复。现在他有了新的希望了。
1792年7月月底时，反革命的命运是如此的好，路易十六干脆地拒绝了吉伦特党的提议。普鲁士兵不是已经在向巴黎进发吗？拉法夷脱及卢克勒（Luckner）不是已经在带着他们的军队来攻打雅各宾党，攻打巴黎吗？在北部很有势力的拉法夷脱，是巴黎资产阶级国民卫军之偶像呀！
在事实上，国王是拿准了可望胜利。雅各宾党不敢动作。7月18日，当拉法夷脱及卢克勒之阴谋暴露以后，——他们要在7月16日将国王带走，安置于他们的军中——马拉便主张押起国王，以抗外兵之侵入；但是人人都不理他，以为他是疯了！除开贫民窟中之无裤党以外，谁也不赞同他。因为他在当时敢说我们现在知道真理的话，因为他敢攻击国王及外人之勾结，所以人人都离弃他，甚至他所倚靠的少数爱国的雅各宾党都离弃他，好像觉得他是可疑的。他在风声紧急，要被逮捕的时候，到人家去找个地方躲避，人家也拒绝他。
至于吉伦特党经国王拒绝他们之后，再又以画师波茨（Boze）为媒介，与国王交涉。他们在7月25日，又送了个消息给国王。离8月10日只有十五天中，便把巴黎分裂了。革命的法国在跃跃欲动。它已知道紧要的时机到了。不是使王权受一个致命伤，便是革命破坏。他们怎能够让王室召集军队，图谋大动作而将巴黎交给德国人呢？如果王权复活了，而又差不多是绝对的，那么，谁知道它又会要统治法国多少年呢？
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一班政治家只聚精会神地在争论，如果权威从国王手中落下之后，要落到谁的手里！
吉伦特党要将这权威落在他们“十二人委员会”中，而成为当时的执政机关，罗伯斯庇尔则主张重新选举一个革新的议会——国民大会，替法国产生一个共和国宪法。
至于废君的问题，除开人民以外，谁也不曾想到：雅各宾党也和其他政客一般，不去注意。还是只有那些“不著名的人”，人民的同情者，——桑特尔（Santerrc），一个美国人富尼尔（Fournier），一个波兰人拉佐夫斯基（Lazowski），加拉（Carra），西门（Simon），卫斯特曼（Westermann，在当时他不过是个法律书记）——他们会集在金日酒店计划着围攻王宫，起大暴动，以红旗帜来领导。这是只有各区团——大部分之巴黎各区团，法国北部的几处——在麦内洛瓦（Maine-et-Loire），及在马赛，最后是马赛及布勒斯特之义勇队，巴黎人民是凭着他们而起暴动的。
人民，总归是人民！
“他们在那儿（国民议会）像律师般地剌剌不休，受着主子的鞭打，来争辩一些微末的事情。……”
“这儿（在各区团之议会中），共和国之稳固基础已打下了。”
这都是硕墨特在8月10日所记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