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初乡村各地的骚乱

第七章　1789年初乡村各地的骚乱

人家把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太看重了——农奴之废除——所加于农民的徭役及其他负担——1789年收成之坏——接着就是骚乱——骚乱的性质——“自由万岁！”——亚几的骚乱——对于人民的让步——骚动对于选举的影响——乡间的暴动——农民暴动之重要

如果要把1789年初期的法国看做是或描写为一个英雄的国家，那是再错误没有了；所以崐勒（Quinet）把有些史家要竭力宣传的英雄故事一笔勾销，便是正当的办法。不错，如果我们用几页来叙述资产阶级之暂时的——确实是很少的——公然的反抗旧统治之事迹——如德布勒斯墨利（d'Epresmenil）之抬高，倒是很动人的。但是，我们如果过细考察当时的情形，很明显地可以看见资产阶级是缺少严厉的反抗，及个人的表白，只是摇尾乞怜而已。崐勒很公平地说道：“谁也不能使人家知道。”甚至是没有机会去知道他自己。并且他还问道：“像巴拉夫（Barnave），朵勒（Thouret），雪耶（Sieyès），维弱（Vergniaud），郭德（Guadet），罗兰（Roland），丹东（Danton），罗伯斯庇尔，以及其他的人，不久便成了大革命中的英雄，当时做了什么呢？”

各省各城只是沉寂肃静，听不到一点什么。在第三级将他们著名的诉苦书提出来以前，中央政府召集人民来投票，从前交头接耳所说的话，现在要他们大声来说。即在这时，仍是如此。纵令在这些诉苦书中找得到一点挑拨革命的话，可是那里边所说的是何等服从，何等胆怯，他们的要求是何等温和！除开关于携带兵器的权利，及对于任意逮捕取得一点点法律上的保障而外，第三级诉苦书中所要求的，其主要不外是地方行政上一点点自由而已。[1]迄到后来，第三级的代表知道有巴黎的人民来拥护他们，又听见乡间农民暴乱的消息，他们对待王廷的态度，才敢放勇敢一点。

幸而在1788年夏秋间裁判所引起的骚动之后，各处的人民都起而革命；革命的潮流，集合了力量，一直涨到1789年7、8月间使乡村也发生暴乱。

我们已经知道了农人及城市中工人的状况，只要收成一坏，即可使城市的面包涨价，乡村间更形饥荒。农人不是农奴，因为农奴制在法国早已废除，至少在私人田庄上是如此。在1779年路易十六将王家领地内的农奴解放以后，到1788年犹拉（Jura）地方在领主永久管有地内所剩不过八万人，全法国中最多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十万人，也许还不到一百万人；就是属于领主永久管有地的这些人，严格说起来，也不见得是农奴。至于法国大部分的农民，久已不是农奴了。不过他们为着个人的自由，仍然要缴付金钱，以及尽徭役的责任，和其他工作。这些负担是异常的严重而且种类繁多，但并不是任意的，因为他们视这些负担为据有土地的人所应享的权利，不管这耕作地是为公有或私有。每一块土地或田庄都有其应缴纳的负担，这数目是无定而很繁多的，封建制度时另设有登记录（Terrier）去详细记载这些负担。

此外，领主的司法权本已保持着，而在许多大的地方，领主仍是裁判官，或者由他指派裁判官：领主对于曾经是他的农奴的人民，援用旧日的特权，还保有各种私人的权利。[2]当一个老妇人送她的女儿一两株树和一点旧衣裳时，——例如“我的黑毛绒围裙”，我看见过的一件礼物，——“堡垒里的高贵地主及贵妇人们却要将这礼物收纳重税。农民要结婚，受洗，或葬埋也要纳税；无论买卖任何物件也一样要纳税，而谷米及酒的发卖，更是受了限制。领主没有卖完的时候，农人不许发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使用税，——如租用磨房，酒厂，公共烘面包房，洗濯处，或经过某几条道路或特别的渡河地，——这些都是打从农奴制度时就有了的；以及干果，菌，麻，线等贡品，在昔都视为是节令的礼物。”

至于徭役，又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领主田亩中作工，在他花园及菜圃中作工，并且要做各种满足领主们癖性的工作。有些乡村里面，甚至在农人在夜里去打击那些泽沼，使虾蟆不叫，以免吵着领主们不得安眠。人民本身虽说自由了，但是几百年的农奴制由领主及其管家之诡谲所造成的负担与勒索，迄今仍把农民束缚得很厉害。

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来加上一层税收，罚款，二十分之一税，以及有加无已的徭役；政府也像领主的管家一般，总要千方百计借个口实来加创新捐。

确实，从杜各的改革以后，农民已停止缴纳各封建制所规定的税款，各省的督抚，甚至不愿强迫征税，他们认这些杂税是有害的。但是，封建制所规定的关于土地的担负，仍要完全缴纳，并且和中央及各省的税捐一样繁重，日见增加。所以说，叙述大革命时代的史家之描写乡村生活之困苦，并没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同时，史家又说过，各村都有些农人已拥有相当的产业，他们特别要想摆脱封建制度的剥削，而争得个人的自由，——这种情形也是真的。施特鑫（Chatrian）在他所著的《一个农民的历史》（Histore d'un paysan）中描述这两类人——乡村的资产阶级及辗转于贫乏重压下的农民——都是真的。两种都存在。前种人使第三级有了政治的力量；而那些一队一队的叛徒，从1788年冬天到1789年强迫贵族们放弃列入登记录中的封建税收，他们是由乡间垂死的贫民集合起来，这些人所住的不过是个泥茅棚，所吃的只是一点点栗子和田里的落穗。

在城市的情形也相同，封建权的扩张如在乡间一样。城市中的贫民，也一样和乡间农人之辗转于封建税收重压之下。在许多的新兴城市中，领主的司法权，仍很扩张，而手艺人及工匠所居的房屋，在发卖及承继时，也要纳税，和农民的房屋一样。甚至有些城市委付缴纳永久的贡品，以赎回它以前在封建制下的臣服。此外，大多数的城市还要送一种名为自愿礼物（don gratuit）的给国王，以保持地方独立的虚名，而这种负担，便重压在贫民身上。如果我们将这些苛捐杂税及其他情形总合起来：王室的重赋，各省的贡物，罚金，盐税及其他，以及各机关之随时变换名目的税收，裁判所的大开销，普通人对于贵族之得不到司法的保障——甚至富有的资产阶级也得不到；还有各种形式的压迫，下层阶级所受的侮辱与委屈；我们将这一些情况来组成一个画片，那么，我们对于1789年当时贫民的状况，便容易想象了。

然而，这些贫民在城市及乡间的叛乱，使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级代表，有胆量去反抗国王，而宣言这个会议是个制宪的国体。

1788年之干旱，使得收获很坏，那年冬天便很严重。在那时以前，许多年的冬天就很严重，收成都很不好，甚至人民已起了骚动。法国每年总有些地方要闹饥荒，每次都影响到这个王国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地方。但在这时，因有许多过去的事件（如当议会，贵人会议之召集，以及上面说过的在城市中因裁判所而起的骚动，这种骚动扩充到了乡村，最少我们知道在布里坦是如此）便把这时的希望激动了。在1789年所发生的这些暴动，即刻在范围及性质上都来得令人害怕。

加勒夫（Karéeff）教授曾研究过大革命对于法国农民的影响，我由他才知道在国家案卷保存所中，有一大捆文件是关于在劫巴士底（Bastille）以前农民之暴动的。[3]至于我自己，在法国是未能将那些案卷研究，仅只研究过那时代各省的记载，在我以前的著作中已得到一个结论：[4]即是在1789年1月以后，甚至在1788年12月以后，乡间就已起了许多的骚乱。在好几省中，因为饥荒的缘故，情形是可怕的，革命的精神到处都已寄托在人民的身上，但是人家不知道。到了春季，在布瓦朵（Poitou），布里坦，图勒（Touraine），奥良勒（Orléanais），诺曼底（Normandie），巴黎及其附近（île de France），皮加底（Picardie），香滨（Champagne），亚尔萨斯（Alsace），堡艮底，尼维勒（Nivernais），奥维（Auvergne），兰格朵及勃罗文斯各地的暴动，一天一天加多。

所有这些骚动，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性质。农民拿着刀锄木棒成群结队的到城市去，强迫那些将谷米运到市场上去的地主或佃户将谷米定一个“公平的”价格发卖，例如说二个利华一升；或者把粮食商的麦子抢了来，“凭减低的价格在他们中间平分”，而约在第二次收获时付还。有些地方则强迫地主将麦粉的利益舍弃两个月，或强迫市区规定面包的价格，有时，“每天的工资要加四苏”。像稽尔（Thiers）这些地方饥馑最厉害的，城市的工人跑到乡村去收集麦子。属于宗教社会，或专利商人的，甚至是属于私人的仓库，他们也去攻开，将其面粉来做面包。而且，从这时起，农民，樵夫，有时还有私运商人组成了一队一队，在一村一村中去攫取食物。他们又渐次地去烧毁土地的登记簿，强迫领主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这一队一队的人却也使资产阶级在1789年得有借口来组织自卫军。

自正月起，在这些骚动中，就已听见了“自由万岁！”（Vive la Liberté！）的呼声，从那时以后，尤其是在3月以后，我们到处都看见农民拒绝缴纳什一税及封建制所规定的负担，甚至连国家的赋税都拒绝。在已经引证过的布里坦，亚尔萨斯，都芬勒三省之外，这同样运动的痕迹，差不多全法国的东部都可看见。南部如亚几省（Agde），在4月19，20及21日骚乱之后，“人民就很愚蠢地相信了他们便是一切”，——据县知事及执政官的记述——“并且他们恢着国王对于阶级平等的假意，去做一切的事情”。如果城市的粮食价格不降低，各省对于酒，鱼，肉的苛捐不取消，人民便即刻来劫略城市；而且在这里——我们可看见法国民众自治主义的健全意识，——“他们要指派执政官，有些便是从他们自己队里派出来的”，这些要求，暴徒们都同意了。三天后，人民要求磨房捐减半，也承认了。

这次暴动不过是其他百数次暴动之副本。要面包是这个运动之主要的原因，但是不久，在经济情况及政治组织相遇的方面，也发生了许多要求，并且人民对于这方面怀着极大的自信心前进，要得到即刻的结果。勃罗文斯省，至少在1789年3、4月以后有四十多处乡村或城市，其中如亚克斯（Aix），马赛（Marseilles），团琅（Toulon），已废止面粉税，暴徒四处抢劫官吏的房屋，这些官吏的职务是征收面粉，皮革及屠宰等税的。粮食的价格也减低了，并且一切粮食都定了一个最高限度的价格，有些大资产阶级的绅士来反对，暴徒便掷石子来对待他们，或者在他们面前掘一条坑，意思是说这就是替他们造坟墓。有时，甚至还抬一口棺材来警告这些执迷不悟的人，使他们立即退让。这些都是1789年4月做的事情，没有流一滴血。这是“对有产者及资产宣战”，督府及市区的报告上说。“人民仍在宣言他们不付任何款项，无论是税款，封建制的负担，以及债务。”

在那以前，从4月起，农民即开始抢劫那些朱门大户，逼迫贵族放弃他们的权利。在帕尼尔（Peinier）他们强迫领主“签了一张文件，承认放弃所有领主的权利”。在烈茨（Riez）他们要主教把一切的文件烧毁。在耶勒（Hyères）及其他各地，他们烧毁了许多关于封建制下地租及税额的旧文件。总之在勃罗文斯一省，从4月起，我们就已看见农民开始大骚动，逼迫贵族们及僧侣们在1789年8月4日有第一次的让步。

这些骚乱及这次激动对于国民会议选举的影响，很容易看出来。奢汕（Chassin）在他所著的《大革命之精神》（Génie de la Révolution）里面说，有些地方的贵族对于选举有很大的势力，而这些地方的农民选举人，不敢有所怨言。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南内，贵族们于1788年12月末及1789年1月，甚至利用布里坦三级会议的议席，挑拨饥民来反抗资产阶级。

但是，民众的思潮正在高涨，贵族们最后还这么来挣扎，又有什么用处呢？农民眼见得一半以上的土地，在贵族及僧侣的手中这样白白持荒芜着；如果有统计家指示给他们看，他们怕还要更清楚一点，即：只要农民得不着可以耕种的土地，便会时常发生饥荒。

农民为着生存的需要，便起而反抗那些垄断土地的人。奢汕说，1788年至1789年冬天犹拉地方运送麦粉，没有一天不被抢。军事当局，除掉“镇压骚乱”以外，再想不出别的办法；但是法庭里拒绝判决，甚至不审判这些闹饥荒的人。奢汕说，到处都发生了类似的骚动，东西南北都有。

这次选举带来了新的生命，乡村间都有了希望。领主的势力到处都很大，但现在在各乡村中都可找到资产阶级的人（医生或律师），他们都读过伏尔泰，或雪耶的著作，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级？》（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个织布匠或泥水匠是能读能写，那地方便发生变化，——如果其所读所写为宣传品。农民都极想将他们的痛苦原因写了出来。的确，这所谓痛苦大部分是属于次要的事；但是，我们看见，像日耳曼农民在1533年的暴动一样，到处都发生领主们要证明他们封建制强索的权利那种要求。农民们把诉苦书递上去了，他们在忍耐地等待着得一个结果。但是，三级会议及国民会议做事太迟缓了，触怒了他们；1788年到1789年可怕的冬天刚刚过了，太阳刚刚出来了，希望着新来的收获，但接着骚乱便起来了，特别是在春季农作完毕之后。

有知识的资产阶级，明白地利用这选举的机会，来散布革命的观念。一个“宪法俱乐部”组织了，它那无数的支部，甚至连最小的城市都有了。在东部诸城曾激动过阿苏·阳的那种冷淡态度不用说是存在的，但在其他各省，资产阶级却从选举的激动中，获得了他们所希望的一切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看见，6月间在凡尔赛国民会议中发生的事情，早几个月就在各省准备好了。自1788年8月以后，都芬勒各地因受当地暴动的压迫，省立法院遂不得不承认三级会议及个人投票法。

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在选举中占主要位置的资产阶级，最少会是革命的。奢汕说他们是温文派，“和平的叛徒”。因为农民中间渐渐有了秘密结社，所以常常谈到革命手段的人，都是人民，不知有些什么人开始向人民宣传说不要纳税，只让贵族们去纳。还派了些人四出宣传，说贵族们已承认了纳税，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巧计。“日内瓦的人民已得到解放了。……战栗呀，你们这些贵族！”还有些发给农民的小册子在秘密散布，如《乡间居民的意见》（l'Avis aux habitants des campagnes），在奢得尔（Chartres）散布。总之，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谁也没有奢汕那么细心，他说：“乡间激动的情形是如此：即令巴黎的人民在7月4日被镇压了，乡村间也决不能再恢复1789年正月以前的情形。”要恢复，势必要把一村一村分别来镇压才行。自3月以后，封建制度的税款，谁也不缴付了。

这种在乡间的深刻的激动之重要，是容易了解的。虽然有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利用王廷与裁判所的冲突以酿成政治的骚扰，他们虽然在努力鼓动不满，但是革命的实在基础，还是靠农民的暴乱，而影响及于城市：使在凡尔赛代表他们的三级会议中之议员，有了决心，去将法国政府的系统，全部改革，而于财富之分配上，开始一个完全的革命。

农人的暴动起于冬季，以后继涨增高，直至1793年。如果没有这些暴动，君主专制的倾毁决不会如此完全，也不会随即发生一个这么大的改革，——政治的，经济的及社会的。确实，法国或者会有一个徒具虚名的国会，甚至像1848年在俄国一样，但是这样的一种改革决没有革命的性质：它仍然是表面的，像1848年在日耳曼联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