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的人民

1789年前的人民状况——贵族之骄奢无度——大部分农民之穷困——富农的兴起及其重要

要在此地来叙述1789年之前夜各城市中贫民及乡村农人之情况，只是空费时间而已。

所有记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家，已经对于这个题目多所描述。国家征收的租税，领主征收的地租及献物，僧侣征收的什一税，在这样三种压迫之下，还加上徭役，弄得人民不能忍受，叫苦连天。于是全部的人民逐变为乞丐，流荡在外面。在一省之内，男女老少总在五千，一万或二万之数；1777年官家宣布有一百一十万人成为乞丐。在乡村间，饥馑是时常有的，没有的时候很少，因此各地便死亡了多少人。于是农民千百成群从他们自己的邻近逃走出来，希望能找到情形较好的别的地方，可是这种希望马上就变为使人失望了。同时，在城市中的贫民，也频年加增，自然也是因为缺少食物之故。在自治区不能使市场货物充实的时候，要面包的叛乱遂起，接着常是屠杀；这便成了这时在王国里日常生活的常态。

在另一方面则可看见许多18世纪养尊处优的贵族，浪费无数的财产——数千百万法郎一年——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今日如有丹纳（Taine）这么一个人，看见他们所过的生活而觉得快意，那么，这便是因为他是从很远，很久，而且是由书本上看来的；然而在实际上，他们之奢靡纵欲，都隐藏起来了；他们是无思想，无兴趣，即人类最简单的感觉也是没有。结果，烦扰便常来敲着富人的门，敲着凡尔赛的王廷，敲着他们的堡垒；而他们想用最无用最幼稚的方法来避免，可是无效。我们并且知道，当革命爆发时，这些贵族并不值一文钱，他们只晓得离开“他们的”王，“他们的”王后，只保护自己，跑到外国去，求外兵侵入来抵抗革命的民众，以保护他们的田庄及特权。他们品性的价值与高贵，可以拿他们在外国的居留地来估量，他们的居留地是建在哥布勒茨（Coblentz），布鲁塞尔（Bruxselles）及米多（Mitau）。

记述大革命的史家对于18世纪生活之奢侈与贫苦的两极端，都描写得很动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特征，这一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俄国大革命之前夜去研究俄国农民的状况时便可知道。

这许多法国农民的贫苦，自然是非常厉害的。打从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朝起，我们从那时的记录里，便可看出那时国家的费用日见增加，大领主的挥霍，一天一天地厉害，农民的贫苦，就随着也逐渐增高起来了。贵族的迫索之所以弄得不能忍受，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大多数已经倾毁了，仍要以奢侈来粉饰他们的贫乏，在绝望中便只有勒索，就是最少数的地租和现物的缴纳等也是好的，这种地租和征纳已由习惯而成立了。他们假手于他们的管家，以经纪人的苛刻手段来对待农民。贵族因为穷困不堪，所以在他们对于以前做过他们农奴的人之关系而言，他们就转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寻金者；他们除开利用昔日的特权——封建时代的遗物——以外，再找不出旁的方法来增加收入。所以我们在文件中，能看见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四朝之十五年间封建式强索的再发之明确的痕迹。

但是历史家用很深黑的色彩来描写农民的情形，固然是不错；我们若责备像托克维尔（Tocqueville）那些人的真实，——他曾叙述过关于大革命前数年间乡村情况的改良——我们便是错误。在事实上，彼时乡村中很明显的第二重现象：大部分农民的穷困及农民中最少数的景况较佳。这在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俄国之今日，便可看出来。

大多数的农民，日见穷困了。他们的生活一年一年地愈见艰难：天年稍为干旱，便惹起饥馑。可是农民中同时形成了一个新兴阶级，境况较佳而有野心；在那些贵族的田庄崩溃得很快的地方，尤为显著。乡村中的资产阶级，即富农，既已成立了；当革命要来时，他们便首先声言反对封建制的权制，并且要求废除这权利。在革命的四五年中，就是这一个阶级最先坚决主张封建的权利应该无条件的废除，皇家贵族的田庄要拿来充公而分作小部分出售。在1793年反对那些以前的得势者，一无所有的贵族及以前为地主者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个阶级。

到这时候，革命要近来了：人们心中有了希望，受了反叛精神的鼓励，都是由于在乡村占重要位置的农民。

这种觉悟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因为自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以来，叛变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所以可以说，如果失望与困苦逼着人民叛乱，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解放，而激动他们革命。

1789年的革命，和任何革命一样，是由于希望能达到确定的重要结果而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