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骚动

巴黎以外人民骚动之需要——劫巴士底狱的影响太看重了——英法农民骚动之区别——农民暴动之重要

巴黎因破坏了宫廷的计划，这一击足以致王权的死命。此外，做革命主动力的，布满街巷而衣服褴褛的人民，使这整个的运动有新的特性，和追求平等之新质料的趋势。有钱有势的人，看见巴黎那几天的情形，知道很清楚了；首先是贵族们，其次是走狗和垄断家的出奔，使这胜利更为显著。宫廷中正在找外兵援助以抵抗国内的革命。

可是，假如这种暴乱只限于首都，革命决不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范围，而把旧的特权阶级打倒。中央的暴动，就是必须攻击中央政府，打倒它，并且打倒他的拥护者。但是要破坏各省政府的威权，要把旧统治在政治方面及经济方面的特权阶级打倒，便非各城，各镇，各村的人民也起事不可。这确是7月间法国各处所发生的情形。

历史家都不知不觉地受了《自由之二友》的影响，以为各地城市及乡村的运动，都是劫巴士底狱的结果。大家都以为这个成功的消息，便激起了全国各地。堡垒烧了，农民的骚动造成这么大的恐怖，致使贵族与僧侣遂于8月4日放弃了他们的封建权利。

然而，这种解释，不过是一半真确而已。在城市方面讲，确实有许多城市之起骚动，是受了劫巴士底狱的影响。有些，如7月18日之多洛瓦，19日之司特勒斯堡（Strasbourg），21日之杰堡（Cherbourg），24日之罗安，27日之摩布治（Maubeuge），都是按着巴黎暴动而起的，而其他城市却发生在三四个月之后，那时国民会议已议决1789年12月14日之自治法，规定民治的资产阶级自治政府之宪法，使之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

至于农民方面却是很明显的，当时交通如此不灵便，从7月14到8月4日只有二十天的工夫，劫巴士底狱决不能这么快影响到乡村，也不能使乡村的暴动来促进国民会议之决议。我们如果是这样来观察时，就把法国当时乡村运动之深沉的意义看轻了。

在17世纪时，领主们和僧侣们，把乡村公社共有土地掠夺去了；现在农民起而暴动要废除封建制的权利，要恢复原有的土地，这便是大革命的中心与基础。资产阶级争政权的奋斗，也借这暴动而发展。法国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暴动，决不能散布这样广。起于1789年正月以后，甚至起于1788年并继续到五个年头的乡村大骚动，使革命能够完成那毁废的大工作，——这是我们要感谢这大骚动的工作。因之，才能使革命定出平等制度之最初基础，发展在法国的不可遏止的共和精神；宣布土地共有的伟大原则，这到1793年时便可看见的。在实际上，这个暴动使法国革命有了真的特质，而与1648年至1657年之英国革命截然不同。

英国当时在那九年的期间中，资产阶级也起而打倒绝对的王权及王党的政治特权。但是英国革命除此以外，主要的斗争是为着各个人要有信教自由的权利，各人依着各个人的见解去解释《圣经》，去选择他自己的牧师，——总之，是要在智慧及宗教发展上，有个人自由的权利。而且，后来，每一教区要有自治权，其结果，又要求都市的自治权。但是英国农民的骚动，便不像法国这样普遍地要废除封建税及什一税，而恢复公社共有的土地。即令克仑威尔（Cromwell）的军队，曾攻击些表现封建制度真精神的堡垒，不幸他们并不会攻击到当时领主们对于土地之封建的专擅，也不会攻击到当时领主们所施于佃农之封建的司法权。英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替个人找到几样可贵的权利，而没有毁坏领主的封建权利，仅修正了这权利，而保存了领主在土地上的权利，直至今日。

自然，英国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但这不过是与领有土地的贵族平分而已。如果这个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由产业与商业而到了个繁盛时代，这个繁盛之获得便是凭着这个条件：资产阶级不应攻击贵族之土地特权来取得利益。反之，资产阶级应帮助着来增高这些特权，最少在价值上是如此。他们帮助贵族依据法律去占有公社的共有土地，这便是所谓“土地圈定案”（Enclosure acts），而使务农的人民日趋窘困，徒仰地主之鼻息，大多数遂被压迫而迁入城市，便成了无产阶级，不得不再仰产业资产阶级之厂主的鼻息来收容他们。英国资产阶级又帮助贵族形成极大的土地财产之来源，不但是由于时常法外的极大的收入，并且是由于政治的及地方的司法权，在新形式下再建立领主司法权。他们又帮助贵族的收入十倍增加，由于土地法之限制土地出卖，而使他们得以垄断，在产业与商务正在发展的人口中，更使土地之需要，日见迫切。

我们现在知道法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从事产业与商务的大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总想模仿英国的资产阶级。他们也想与王室及贵族勾结来获得威权。幸而法国革命的基础，较之英国革命的基础，更为宽广，所以他们没有成功。法国的运动不仅是要获得宗教自由，或个人之商务与产业自由的暴动，也不是争得自治权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动。它是一个农民的暴动，是人民的运动，是要再来取得土地而脱离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其中固然有一个有力量的个人原素——各个人占有土地之欲望；同时也有一个共同的原素，要全人民领有土地权——这权利我们以后在1793年便可听见贫民阶级很高声地喊起来。

所以，如果说1789年夏天的农民暴动，只是由于劫巴士底狱的热狂所引起的一个枝叶，便把它的意义太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