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革命——强制征税

第四十七章　民众革命——强制征税

吉伦特党逐出后之立刻的结果——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这一个时期之重要——饥荒之继续——与欧洲联盟军对抗之战争——无裤党之困难——强迫募债之必要——过多的和必需的收入——募债之不可能

如果还有人怀疑大革命为什么定要把“吉伦特党”之领袖人物逐出于国民大会，他只要看看右派阻力既倒之后国民大会所要完成的立法工作，他便释然了。

向富人征税以应战争之大量的消耗；确定一切商品之最高价格；恢复1669年以来贵族从公社夺去之土地给公社；不须赎回而确定将封建权利废止；使财富遍布而均等之遗产法；1793年之民主的宪法——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吉伦特党领袖被逐右派势力减削之后，迅速地相继完成的。

从1793年5月31日至1794年7月27日（即共和国二年新11月9日）的这一个时代，是大革命全部之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公民间关系之大改变，在1789年7月4日晚上国民议会所定之进行步骤，经过了四年的奋斗之后，毕竟因民众革命之压迫，澄清了国民大会，才得见诸实现。这就靠人民——无裤党——他们不仅压迫着国民大会照这样子去立法（他们因5月31日之暴动使国民大会有权如此处理）；他们而且在各地将这些计划见诸实行，其方法系由国民大会之特派员与各民众会社接洽，他们是往各地去建立行政机关的。

这时期中仍然是饥荒；而共和国之对外战争，其敌人则为普王，奥帝，萨丁尼亚王及西班牙王，而且有英国为金钱的帮助，便更显得可怕的比例。战争的需要是很巨大的；如果我们不详细研究当时的文件，我们便不知道法国当时因外患而引起之实在困苦及毁坏为如何。在这些实在悲剧的情况之下，一切的物件——面包、鞋、负重之兽、铁、铅、盐硝——都缺乏；在陆路则因各国王联军统有四十万大军绕着，什么也不能输入；水路则有英国舰队之封锁，也是一样；无裤党在这情况之下却拼命要来救革命于千钧一发之际。

同时那些保持旧状态的人，那些曾经居于特权位置的人，以及那些或是想夺回那些位置，或在王政统治恢复后另创新位置的人——僧侣，贵族，及因革命而富有的资产阶级——都来阴谋反抗它。那些仍忠于它的人，只有拼命奋斗；他们的处境，前有外患的枪林弹雨，心腹中则有阴谋家来刺击背后。

无裤党见到此点，便急急于实际行动，纵令一旦反动再来，而法国已不是昔日的法国了：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工人则习于平等及民治之说，贵族与僧侣之灵魂所寄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这些财产经过了分划而转入于无数人之手中，情状完全改变，不可认识了——决不能再组织起来。

那十三个月——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之真历史，还没有写成。将来写时要获得所需用的材料，要须去研究各省文件保存所，国民大会特派员之报告与信札，市政机关及各民众会社之记载。但是，关于这些文件，还不曾有过像对于大革命立法的文件之细心搜集，这搜集的事业马上要着手，因为这些文件很快就要散失的。自然，这是一个毕生的工作：但是没有这个工作，大革命史仍是不完全。[1]

历史家对于这时代所研究之主要事实便是战争——恐怖。可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分配土地财产之大工作，使法国民主化，非基督教化的工作，这就是在这十三个月中完成的。要记述这个大工作，以及活跃于法国城乡各处之奋斗，却是将来历史家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提及它几件主要的事件罢了。

5月31以后第一个真革命的处置，就是强迫向富人募债，以济战争之消耗。我们业已看见，国库的情况是如此可怜。战争需要大宗的金钱。大量发出的纸币，业已低落。向贫民征收新税，会什么也不能得到。倘使不征富人的税，又有什么办法呢？向富人强迫征募十万万的观念在国民心中业已萌芽——当革命开始在芮克内阁之时，即曾讨论过。

我们现在只要读读当时人，无论是革命派或反动派，对于法国情形的记述，我们自然会想任何共和党，无论其对于财产之观念如何，总要赞成这个强迫募债的观念。要应付此种困难，再没有其他的方法。5月20日这个问题提出时，温和派康盘即提议征税；但是吉伦特党拼命来攻击这些提议人，在国民大会中造成一种可羞的景像。

所以，在5月20日所能办到的，只是在原则上承认强迫募债的观念而已。至若将其实行，则是要后来去讨论的事，——倘使“吉伦特党”把“山岳党”抛下了“达平崖”，也许永不会讨论了。

就在首要吉伦特党被逐的那一晚上，巴黎公社会决定：规定一切商品最高价格，立即实行，毫不延迟；武装的公民也立即随之而起；征募强迫公债；而且组织革命军队，收揽一切的好公民，而排斥“前贵族”及富豪们。

国民大会也立即采取同样的行动，于1793年6月22日，在讨论勒亚尔的报告，他对于强迫公债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对于必需的收入，一家的父亲可以有三千利华，每个单身汉可以有一千五百个利华，他们可以免税。超过的收入则须递进捐助，单身汉以一万利华为限，家长以两万利华为限。如超出此数，则视为过多。则须担负这个公债之全部。这个原则被采用了，国民大会即于当日法定单身汉之必需收入为六千利华，家长为一万利华。[2]

然而，他们于8月中，看见了这样所得的数目不过两万万，到了9月3日，便不得不恢复它6月22日的法令。如此，规定单身汉之必需收入为一千利华，已结婚者为一千五百利华，他们家庭之各员仍可有一千利华。超过的收入之纳税，是依次累进从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至于收入超过九千利华的人，经过纳税之后，所余不过是四千五百利华的收入，决不会超过上面所说的必需收入之外，——不论富人收入之总数为如何。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永久税，既是强迫公债，故只行于特殊情况的时代。

但有一个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议会之无用；当时虽没有一个政府足以激起恐怖，如共和国二年之国民大会一般，可是这个强迫税的法律并没有服从。富人是不缴付。募债须有很大的用费，富人既不缴付，又怎样征募呢？占有呢？这是发卖呢？因此，便须要一个复杂的政治机关，而国家要发卖的财产已有许多吗？在实际上，这征税是不算成功；但进步的山岳党却因此使人民有了财富均等的观念，而为进一步的进行，这可算是达到目的了。

后来，——甚至在新11月反动之后，执政府也要依这条路两次来募款——1795年及1799年。过多与必需的收入之观念表现了——我们知道革命后一百年中，累进税成了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在旁的国家也曾实行，不过其比例温和多了，以致有名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