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饥荒奋斗——最高价格——纸币

第五十二章　与饥荒奋斗——最高价格——纸币

大城市给养之困难——投机家之活动——里昂之情况——最高价格之要求——国民大会规定麦及食粮之价格——确定零售价格之危险——反动派废止最高价格——纸币价值之低落——国家有破产之忧——芮克之生财打算——假纸币之制造

任何革命都有一个大困难，就是大城中之给养。近代之大城成了各种实业之中心，各种实业之发展，大部是为着富人及输出贸易；这两个部门只要风势一不对便会堕落，于是城市中无数人之给养遂成一大问题。

法国已到了这地步。移民及战争，——尤其是对英战争，使输出及一切对外贸易都停止，而这是各大城市如马赛，里昂，南德及波尔多等之命脉所在，而富人们看见势头不佳，在革命期中遂不肯显露他们的财富；——结合起来，使奢侈品之制造及大宗的商务，顿形停止。

农民倒工作很勤，尤其是那些已取得他们的土地之农民。米施勒告诉我们，后来没有像在1791年秋季那样来得有力量；1791，1792及1793等年都是丰收，所以应该不会缺少面包。但是自1788年以来，欧洲各国，尤其在法国，都经过些不好的年岁——冬天很冷，夏季少太阳。在实际上只有一次好收成，即1793年，而且只限于各郡之半数。在那些丰收的地方，甚至小麦有剩余；但是这点剩余，以及运输机关，都为战争所占去了，法国大半仍是陷于缺乏。在巴黎，以前只值五十利华一袋的麦子，到1793年正月涨到六十利华，到了5月，则涨至一百及一百五十利华。

以前一磅只值三苏的面包，现在涨到六苏，在巴黎附近各小城市中甚至涨到八苏。南部更是卖得饥荒价格——每磅十苏及十二苏。谱伊德多谟（Puy-de-Dôme）之克内蒙在1793年6月时，每磅面包值十六至十八苏。在1793年6月15日的《导报》上我们可读到：“山岭地带是极其困苦了。政府分配给每人八分之一‘色稽尔’（Setier——按每一‘色稽尔’合二加仑十八升），可是每人要等两天才轮得到。”

国民大会既无办法，有八郡遂起了骚乱，国民大会之特派员遂不得不依着人民的意思来规定粮食价格。在这时之最危险的，就是麦子投机买卖。

在巴黎，六十万人之给养，成了性命交关的问题；如果面包的价格仍然是六苏一磅，则暴动是免不了要发生，到那时除用武力外，是没有方法可以防止富人家之不被劫掠。故此，公社对国家担负极重的债，每天要花费一万二千至七万五千利华，来供给面包店的面粉，而保持四磅重一块的面包之价值为十二苏。在政府方面，则规定各郡各县送多少谷米到巴黎来。但是道路不好，而负重之兽又为战争所占用。一切物件之价值都看着涨。从前只值五苏或六苏一磅的肉，现在要卖二十苏了；糖每磅九十苏，洋烛每支七苏。

处置投机家是很严峻的；但是并无效。在吉伦特党被逐以后，公社曾使国民大会于1793年6月27日封闭了货物交易所，但是投机仍在进行，常看见投机家会集在王宫区，佩着特别的标识，带着小姐们招摇过市，而在嘲笑着人民之痛苦。到1793年9月8日，巴黎公社在绝望中封闭了面包商及“钱业商”。国民大会特派往莱茵河下游的圣居士及勒巴（Lebas），在刑事法庭中宣布一道命令，凡犯投机者的房屋，势必铲平。但是不过把投机驱于他方面而已。

在里昂的情形比巴黎更坏，因其市政机关一部分为吉伦特党，丝毫不替人民打算的。“里昂此刻的人口，最少也有一十三万；却没有够三天用的粮食”，赫布瓦（Collot d'Herbois）于1793年11月7日写给国民大会说：“讲到粮食，我们的情况是绝望了。我们是在饥荒的境界。……”在各大城市中，都是如此。

在这饥馑时期中，却看见惊人热诚的了。我们知道，例如，在芒得马忒尔（Montmartre）及骆姆阿姆（Homme Armé）等区，法定节用六星期；墨吕（Meillé）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观象区（Observatoire）。因1792年2月1日的法令，命该区在物价未低至使困苦同胞得享用糖及咖啡以前，各殷实户亦不得使用糖及咖啡。后来在共和国二年（1794年2月及3月）当面包价格涨得很高时，巴黎之爱国者决定再不吃了。

但此类事件在物价昂贵时，只有道德的效力而已。普遍的改革，在所必需。1793年4月16日，巴黎郡行政机关向国民大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规定谷米出卖之最高价格；经过严重的辩论之后，国民大会不愿强力的反对，于1793年5月3日决定一切谷类之最高价格。

这个法令之主要目的，在竭力使消费者得在市场上与农夫直接发生关系，便可以排除居间人。为着这个目的，任何有粮食的商人及领有者，都要从他的住处到市自治机关去报告他所有粮食之数量与性质。除在为此目的特设的公共市场以外，不得出卖粮食；如果有自治机关之特许状，消费者得就其本城之商人与地主直接贮积一月粮食。各种谷类之最高价格，以1793年正月1日至5月1日间之最低价格为标准，出售粮食不能超过此价格。这些价格迄至9月1日，仍逐渐一点一点地减低。凡以超过最高价格买卖粮食的人，都要处罚。值此饥馑的时期，倘有人恶意地毁坏或隐匿粮食，则处死刑。

四个月后，又使全法国之麦价平均，而于1793年9月4日，国民大会规定在9月中，质料最佳之麦为十四利华一“特”（Quintal）。王党及吉伦特党之加山岳党以罪名的时候，就指这个最高价格之不当。[1]这个罪案之不得宽赦，就在乎同情于人民的人，不仅要确定麦子之价格，而且要连面包，以及主要的与次要的日用品之价格都要规定。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倘使社会担任保护公民的生命，便也应该保护它去抵抗那些狼狈为奸以垄断日用品的人。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非常锋利——有些山岳党和吉伦特党一般，绝对反对确定粮食价格，他们说这是“失策的，不实在的，而且危险的”。但是舆证已普遍了，国民大会于1793年9月29日决定规定首要的及次要的物品之价格，——如肉，市上之家畜，猪肉，牛肉，酣酱，鱼，酸醋，白兰地，及啤酒。这个解决是很自然的，禁止粮食出口，因而建筑仓库，以及规定谷类及肉之价格这个问题，自1789年以来，业经政客们及革命党之讨论。有些城市，如格勒洛布尔，自1789年9月以来就已决定由其自己购买粮食，而以严酷手段对待垄断家。许多鼓吹的小册子也发行了。[2]当国民大会一集会，确定最高价格之要求便如雪片飞来，巴黎郡议事会也召集各区长来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是用巴黎郡全体人民的名义向国民大会请愿要求确定谷米之最高价格。次要的日用品之价格也要规定行一年。燃料，洋烛，灯油，盐，肥皂，糖，蜜，白纸，金属，苎麻烟，毛织物及棉织物，木屐，鞋，亚麻草以及工厂里用的原料，通列入表内。这些货物出卖之最高价格须以1790年之价格为标准，比那年议会所规定者之外，再加三分之一，而这些货物所须纳之赋税及他种义务则须降低。这就是1793年9月29日之法令。

但在同时，国民大会之立法，却又不利于一般的俸给阶级与贫民。它颁布一道法令说：“各种薪俸，工资，论件或论日之工作，自9月以后，亦须由各公社之大议会规定其最高限度，则标准也依照1790年，再加一半。……”

这个制度显然是不能受限制的。法国曾已显示不能处于自由贸易制度之下——垄断与投机自然要发生——法国是不能止于此种可怕的情况。她仍要沿着共营商业之路往前进，任何障碍在所不顾。结果，国民大会于新2月11日（1793年11月1日）因巴勒尔之报告发现了：规定小贩出卖货物之价格，是“有害于小商业而利于大商业，有害于工人而利于厂主”。于是形成了一个观念：要确定前一法令中所包括商品之价格，须明了“各出产之价值”。就此价值再加上批发商百分之五的利益，小贩百分之五的利益，转运用费，然后才得到各种货物出卖之公平价格。

故此，着手于通盘的调查，以找得价值的因子，出产之成本。不幸这事业没有完成，因为反动派于新11月9日得势，这类的事件都抛弃了。共和国三年新4月3日（1794年12月23日），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这是新11月党于新2月18日（11月8日）提起的——关于最高价格之法令被取消了。这结果便使纸币价格之可惊的低落；一百佛郎纸币只能换十九佛郎，六个月后则变成两个佛郎一百，到了1795年11月，则跌到十五苏。当时买一双鞋子要一百利华，坐坐马车要六千利华。

我们业已看见，芮克曾为维持国家计，开首乞助于两笔公债，一个三千万，一个八千万。然而这些债都不成功，仅得到宪法议会同意得征收一次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国家财政濒于破产，由米拉波所领导之议会，遂通过芮克之要求。但这样得来的仍是很少。[3]于是我们便看见打算出卖教会财产而发行纸币，俟出卖得到了钱即行偿还这种纸币，当时国家收入之财源便是如此。发行纸币数目的限制，以每次出卖的土地之价值为标准。纸币有利息而价格增涨。

投机及金融买卖自然使纸币价值低落：然而，自市政机关确定主要商品及必需物之最高价格以后，纸币之价值尚能维持。但是，自新11月反动废止最高价格后，纸币之低落就很迅速。因之，家无积贮的日食生活者所受之痛苦，便可想而知。

反动的史家，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般，对于这个问题看不清楚。但是实在情形是如此的，自共和国三年新4月3日之法令废止最高价格以后，纸币才大大地低落。

同时，为新11月党所左右的国民大会，开始发行大量的纸币，于共和国三年新2月3日（1794年11月3日）所流通的纸币，已有六十四万万二千万，到九个月后，共和国三年10月25日（1795年7月13日），增至一百二十万万。

而且那些王侯们，尤其是达多瓦伯爵，因1794年9月20日由蒲意萨意伯爵（Joseph de Puisaye）及迪特尼克（Tinténiac）所副署之谕令，开始在英国建“一所纸币制造厂，极力模仿所谓国民的国民大会所已发行及要发行之纸币”。立即有七十名工人在厂里工作，而蒲意萨意伯爵写给布勒敦暴动委员会说：“从前你只有一百万一天，以后可有两百万，往后更多。”

毕竟到1794年3月21日，英国下议院在讨论，其中著名的舍里丹（Sheridan）在攻击庇特所允许设于英国的伪币制造厂，推洛尔（Taylor）宣称他亲眼看见在制造伪币。大宗此类纸币流行于欧洲各大城市，以付兑换所之期票。反动不仅有这样不名誉的秘密事件，它还在活动地进行收买谷米以便有组织地垄断粮食，拿纸币来作投机买卖。[4]而且，最高价格之废止，即于如此可怕的缺乏时，为百物高涨之信号。人人都只问，怎样使法国度过这个危机，而不致完全倾覆。即令最革命的著作家也要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