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坦之反革命——马拉之被刺

第五十三章　布里坦之反革命——马拉之被刺

吉伦特党激起内乱——王党阴谋之发现——英国在诺曼底及布里坦准备之暴动——暴动之失败——共和国军力之弱——国民大会特派员激起城市之成功——奢洛特·各德——吉伦特党之参与阴谋——马拉之被刺——奢利尔之死刑——马拉之性质及其工作

既处于欧洲各君主联合之围击中，又正进行已担任之极大的改造工作，法国此时真是在可怕的危机之激痛中。倘然我们研究这危机之详情，以了解人民日复一日所忍受之痛苦；我们便看见当时之特权阶级，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违，为恢复他们的特权起见，不惜将法国陷于内乱与外患之恐怖中。

吉伦特党的领袖们虽于1793年6月2日被逐于国民大会之外，却仍然凭着王党及甚至外国人之援助，到各省去煽起内乱之火焰。

我们还记得，三十一个吉伦特党议员被逐出国民大会外，国民大会只将其看守在家，只要有个宪兵看守他，他仍能有在巴黎走动的权利。维尔弱，禅桑勒，方佛勒得（Fonfrède）仍在巴黎，维尔弱时时写信给国民大会，充满着怨恨。至于旁人，则逃到了各省去从事煽动。这是王党们最希望不到的事情。在六十郡中都起了反革命的骚乱——极端吉伦特党和王党携手工作。

自1791年以来，在布里坦就已酝酿着一个王党的阴谋——其目的在恢复本省之旧三级制，再由旧三级来握权。逃出的王侯们，把罗利尔侯爵，杜芳（Marquis de la Rouërie，Tufin）来领袖这个阴谋。可是这计划被丹东斥劾了，他已秘密派人去监视。罗利尔侯爵不得不藏躲起来，而于1793年正月死于拉吉阿马勒他一个朋友的堡垒中，而且秘密地埋在那里。然而，这暴动又因英国之帮助而爆发了。

英国政府借着私运商及住在遮岁与伦敦的逋臣之助，准备一个极大的暴乱，以便把那些坚防的城市取到手中，如圣马洛，布勒斯特，舍尔堡（Cherbourg），也许还有南德及波尔多。在国民大会命令逮捕最重要之吉伦特党员后，伯蒋，哥兑，布里索，巴巴鲁，卢维，布佐，以及兰侏意勒（Lanjuinais）都跑到诺曼底及布里坦，去指导那儿的暴乱。他们到了康梧（Caen），便组织一个州郡联盟，打算向巴黎进军。他们在国民大会的代表们被逮捕了，他们遂激起民众的感情来反对山岳党。在诺曼底统领共和国军队，而立意谋叛的泳甫芳将军（Wimpfen），对于他们并不隐匿其王党的意见及借英为援的打算；可是，虽然如此，吉伦特党的领袖们并不和他破裂。

幸而诺曼底及布里坦的人民，并不依从王党及僧侣之领导。这些城市都起而站在革命一边。暴动在惠尔琅（Vernon）被镇压后，遂完全失败。[1]

在布里坦之吉伦特党领袖们之进行，沿着那黑暗而高墙的僻巷中，即令在最小之城市也不敢露面，因为有共和党会将他们逮捕，他们所得到的同情是何等微小，甚至在这布勒敦乡间也是如此，虽然此地的农人不同情于国民大会，很凶地反对募兵以赴莱茵河的战争。当泳甫芳打算向巴黎进发时，康梧所供给他的，不过几打义勇兵而已。[2]在整个的诺曼底及布里坦，投效的不过五六百人，而且，当他们和从巴黎来的一小队军队对垒时，他们甚至不去打。

可是有些城市，特别是在圣马洛及布里斯特之海口，王党竟于商人阶级中找到热烈的拥护者，共和党要使圣马洛不像团琅一般之落于英人手中，非特别努力不可。的确，我们只要读读公共幸福委员会特派员小朱里安，及国民大会特派员圣安都勒（Jean Bon Saint-André）的信，便知道共和国之实力是何等薄弱，而小康阶级之帮助外兵，是何等愿意。

圣马洛炮台有一二三尊大炮，二五架炸弹机，还配有充分的炮弹，炸弹及火药，可是连同一起都准备交给英国舰队。幸而国民大会之特派员到了，再又鼓起共和党的热情，来防止这个背叛。

这些特派员并不倚靠当地的行政团体；他们知道这些团体已中了王党及“重商论”的毒。他们直接到各大小城市之民众会社去。他们提倡，要将这会社“弄成清一色”。各社员都能在这会社之前，公开地陈述：他在1789年以前的情形，他在那时以后所做的事情；他是否曾签名于八千人及二万人的王党请愿书上；他在1789年以前的命运是如何，及他现在的命运是如何。凡是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有满意之答复的人，都要被摈于共和党会社之外。

这时以后，会社便成为国民大会所承认的机关。特派员凭着它的帮助，才去同样地澄清市自治机关，把王党及图利之徒摈斥。他们当时因有这会社，才能激起民众，尤其是无裤党的热狂。他们能从事于义勇队之募集，使爱国者努力，英勇地去保卫海岸。他们建立了共和国节日，采用了共和国新历。当他们在各地完成了这同样的工作而离开以后，他们把一切必须改革的工作交给新市自治机关，以从事于军械，粮食及军队之运输，只要国民大会之特派员有所要求时——其进行是处于当地民众会社的监督之下，他们彼此保持一种有规则的通信。

战争每每是需要特别的牺牲。但在每一城市，在崐勃，在圣马洛，国民大会之特派员都能找到热中于革命的人；有了他们的帮助，才能防御。逋臣们及不列颠军舰甚至不敢到圣马洛及布勒斯特。

故此，王党在诺曼底及布里坦之暴动都失败了。可是奢洛特·各德（Charlotte Corday）是从康梧来刺杀马拉的。自然，她是听惯了反对无裤山岳党之共和国的议论，受了很深的影响，也许到康梧来的吉伦特党之漂亮共和党的神气使她眩惑，她并且在那儿会见了巴巴鲁，奢洛特·各德遂于7月11日来到巴黎，立意要杀个把特出的革命党。

所有怨恨领导5月31日事件之马拉的吉伦特党史家，都说奢洛特·各德是个共和党。这是绝对的不确。玛丽·奢洛特·各德·达芒小姐（Mademoiselle Marie Charlotte Corday d'Armont）是出于一个大王族，她的两个兄弟已出奔。她自己则被带至亚俾阿达姆（L'abbaye-aux-Dames）尼庵中，现在则和一个亲眷布勒特维尔夫人（Madame de Breteville）住在一块；这位夫人因为害怕的原故才不敢自称王党。各德·达芒小姐之所谓“共和论”，就因为她曾拒绝饮酒为国王祝福，而在解释其拒绝时说，“如果法国人值得一个共和国”，她便要做一个共和党。这就是说，她是个立宪派，也许是个“佛意党”。泳甫芳将军甚至干脆说她是王党。

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相信奢洛特·各德·达芒之行动是出于独自的。我们已知道康梧是州郡联盟——组织来反对山岳党之国民大会的——中心，很可能地有所阴谋，决于7月10日或15日杀“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及其党徒”，而这是奢洛特·各德所知道的。她去访吉伦特党都伯勒（Duperret），把一些纸头及巴巴鲁——当时在康梧——的信交给他，并且劝他立即退回康梧去，而使奢洛特·各德做吉伦特党及王党在康梧所酝酿的工具。[3]

奢洛特·各德说，她原来的计划是要于7月14日尚得马茨革命周年纪念会上刺杀马拉，如果他不到会，则于国民大会开议时去刺。但是，纪念会延期，而马拉因为病了，也没有出席国民大会。

她于是写信给马拉求见，没有得到答复时，她又写，她这次狡诈地假充仁爱，这是她所习知，或是她的朋友告诉她的。她在这信里说她是不幸，被虐待；她知道这么一来，定可被接见。

她于7月13日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带着这封信，把刺刀藏在衣带中，去见马拉。他的夫人爱夫拉（Catherine Évrard）稍微迟疑了一下，便让这位年轻妇人进这人民之友的陋室中去。

马拉自1789年以来过着那劳苦困颓的生活，现在又生了两三个月的寒热病，此时坐在关了的浴室中，用板子放在浴盆上来校改他的文字。奢洛特·各德就在此地对这位人民之友的胸口中刺了一家伙。马拉立即就死了。

三天之后，在16日，另有一个人民之友，奢利尔，被吉伦特党处死于里昂。

马拉死了，人民便失去一个最忠心的朋友。吉伦特党把他说做一个喜流血的狂人，他甚至不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名气是怎样来的。因为在1790年至1791年的那个黑暗时代，马拉看见了所有人民的英雄主义还不足以打倒王权，他便失望；他写道，要革命成功，要牺牲几千个贵族的脑袋。然而在他心中，他并不是喜欢流血的。他只爱人民，他和他那英雄的伴侣爱夫拉[4]所有的爱，比任何特出的革命家所有的还要深刻，而且他始终对于这个爱是忠实的。

打从革命初起时，马拉就是吃的面包和水，这并不是说比方的，乃是实在的。当他被刺后，这位人民之友所有的全部财产，只是一张二十五利华（佛郎）的钞票。

比起他大部分之革命同志来，他是较年长的，而且经验也多些，他有这人民之爱领导他，他能了解革命之各时期，并且能预见未来，比他一切的同时人都要高明。我们可以说，确实能看清事变，且于其彼此密接关系能整个地拿得住的，在那些革命领袖中，就只有他。[5]

他有相当的虚荣心，这可拿事实来解释：甚至在革命之最伟大的时代他都能赶上，每有一个革命之新局面，只是证实他所见的不错。但这还不过是些细微末节。最显著的就是在任何时代，他能知道要怎样做才能使人民的主张胜利——人民之革命胜利，而并不是抽象理论的革命。

可是我们也承认，当革命在封建权利废止后，要更进一步来完成它的工作——要厉行改革以惠及最下层阶级，即使人人有工作与生活之保障——这个真理曾经奢格·罗克斯，发尔勒，奢利尔，兰史（L'Ange）所表现的，而马拉不曾完全抓住。他既不能形成深刻的共产改革之领袖思想（那些先导们却要使此改革有实际的形式），他方面他又害怕法国会失去她所已得之自由，他不曾竭其全力及其大势力来帮助这些共产主义者。他不能使他自己成为这新运动之鼓吹者。

马拉的姊妹说：“倘使我的兄弟仍活着，丹东，得目兰”——我们还可加上赫尔伯派——“都不会上断头台”。总之，马拉虽了解人民中忿怒之忽然激起，而且认为这是必须的，可是他的确不是主张恐怖主义者，如1793年9月后所行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