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公社——雅各宾党

第三十六章　国民大会——公社——雅各宾党

国民大会之组成——国民大会之分子——吉伦特党——“山岳党”——“平原党”或“洼地党”——组成后各区之活动——革命的公社——雅各宾俱乐部及山岳党——雅各宾党帮助山岳党而反对吉伦特党

国民大会毕竟于1792年9月21日开幕，此种议会通常视为真正的议会，理想的革命议员。所有的公民，无论其为自动的或被动的，均参加选举；不过仍然是用两级制，先由公民全体将选举议会选出，再由选举议会推出代表出席国民大会。此种选举形式，显然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但是因为选举是在9月中举行的，这时正乘着8月10日人民之胜利，社会上甚为激动，许多反对革命的人，因为被9月2日的事变吓怕了，故在各选举中，都不愿露面；故此事情之进行，尚不是如所担心的那样坏。在巴黎，马拉的名单，包含着有著名于哥得利尔俱乐部及雅各宾俱乐部的革命党；都全部被采纳了。巴黎五百二十五名选员，9月2日会集于雅各宾俱乐部，选赫布瓦（Collot d'Herbois）及罗伯斯庇尔二人为正副议长，把签名于二王党请愿书——即八千人请愿书及二万人请愿书——的人通通排斥，而通过了马拉的名单。

然而，“温和”派在新议会中，是一样地占势力，在第一次开会后，马拉曾写道，据代表之大多数的性质看来，他对于法国之得救，颇为失望。他预见到，他们之反对革命的精神，是使法国陷于无止境的争斗。他说：“少数的人民之保护者，在和他们搏斗时，倘若不能战胜而打倒他们；结果，他们便会使一切毁灭。”我们现在便可看见他的预言，是如何的不错。

但是事变之来是使法国朝着共和国走；人民之趋向既是如此，议会中之温和派也不敢反抗此种扫荡王政之潮流。就在国民大会之第一次集会时，即已一致宣言法国废止王权。我们业已看见，马赛及其他省城，在8月10日以前，即久已主张共和国；而巴黎自初办选举时，即已严肃地有同样主张。雅各宾俱乐部在公布了发现于杜意勒利宫之文件后，即于8月27日之集议中，宣布其自身为共和的。国民大会便跟着巴黎之领袖走。它于1792年9月21日第一次开会时，废止了王权。次日又颁布第二道法令，规定从即日起，所有公家的法令及手续，均应从共和国第一年算起。

国民大会中有三个显然各异的政党：山岳党，吉伦特党，平原党或宁可说是洼地党。吉伦特党虽然不到两百人，却占势力。他们在立法议会时代，已曾组有罗兰内阁来辅助国王，并且他们喜欢自命为“政治家”。由受有良好教育的，文雅而伶俐的政客们所组成之吉伦特党，所代表的是商业的资产阶级之利益，这个阶级在此新统治时代，迅速地占了重要位置。因为得有洼地党之温和派的帮助，吉伦特党自始即是一个最强有力的政党，第一届共和内阁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这个内阁在8月10日即已当权，其中只有丹东一个人是代表民众革命；但他在9月21日提出辞职书，这时国民大会正在开会，吉伦特党正在握权。

“山岳党”中，如罗伯斯庇尔，圣居士，谷桑等是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如丹东及马拉是属于哥得利尔俱乐部；此外它又有民众革命党如硕墨特及赫伯尔之拥护；可是他们当时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政党，到后来因事变之发生才形成的。在当时，所围绕着他们的人，是些主张急进，欲求革命有实在结果的；——即是说，倾毁王权及王政，打倒贵族及僧侣的威权，废除封建制度而建设共和国。

最后，“平原党”或“洼地党”的分子，是些没有决断的人——他们没有确定的信念，又本来都是“拥有资产者”及保守派——这种人在任何代表的议会中都要占大多数。他们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大约有五百。开首，他们帮助吉伦特党，到了危急的时候，又离弃他们。他们因为害怕的原故，在一时期中则帮助“红色恐怖”，同情于圣居士及罗伯斯庇尔；但到后来新11月政变而把罗伯斯庇尔及其朋辈送上断头台时，他们又来参与“白色恐怖”。

人家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可以发展无阻，可以凭着事变之经过所指示的自然途径进行。国王之审讯与执刑，1791年之共和国宪法，与外兵决一死战；同时，又废止一切组成旧统治势力的东西——如封建法律，僧侣之威权，各省行政之王党组织——一切都应视为当时情境所必有的产物。

但是，已渐得势的资产阶级，他们有吉伦特党之“政治家”在国民大会中代表出席，他们并没有以上所述的这种观念。

人民业已废弃了路易十六。但是，对于扑灭引入德人几及巴黎国门的叛徒，对于处分路易十六，吉伦特党却是极端反对。与其这样决绝，宁肯发生内乱！吉伦特党固然担负着对全欧洲挑战的责任，可是他们并不怕外国人来复仇；他们却是怕革命，怕法国人民，尤其怕巴黎的革命党，因为他们于国王受刑时，眼见得真的革命要开始了。

然而，巴黎的人民，自从国民大会时起，在他们的各区及他们的公社中，就已能形成一个实在的力量；这个力量使巴黎民众之革命趋向得以表现，到末了，甚至能左右国民大会。所以，在我们叙述分裂国民大会之各竞争情形以前，让我们暂来回顾这一个威权，巴黎公社，所得以组成的方法。

我们在二十四，二十五两章中，业已看见巴黎各分区是如何重要，成了都市生活的器官，他们除了警务权及依法选举裁判官以外，还行使各种最重要的经济权力，如粮食之分配，公共帮助，国有土地之发卖等；并且我们看见，他们有了这些功用，竟很严重地影响一般性质之大政治问题的讨论。

各分区既已成了公共生活之重要器官，在各区间必须要有一个同盟的联结，在1790年及1791年时，他们曾已数次任命特派委员，其目的在使对于共同行动时能彼此了解，此种组织是在规定的市议会之外。可是这些打算都不曾得到永远的结果。

在1792年4月，当战争宣布时，各区之劳动者忽增加许多的新活动。他们起而招募军队，挑选义勇队，征集爱国者之礼物，准备军需军实运往边界，与各部队之行政及政治的通信，照顾义勇队家庭之需要等；此外，王党阴谋家总想破坏他们的工作，他们要不断地和这些阴谋家奋斗，便更不用提啦。既然有了这些新的活动，那么，各区间之直接联合较以前更感到必需。

现在，如果我们看看各区之通讯及其巨大之记录，我们只能羡慕巴黎人民所表现的自然组织之精神，以及人民在日常工作之外，复竭其全力以奉公的表现。由此我们可知法国人民由革命而生的热诚，是决非宗教的可比。因为我们不要忘却，各区所任命之军事委员及其民事委员，是派赴大会去的，在晚上开会，所有各重要问题，须通通提出。

我们还能知道，这些人之关切于战事，不是在理论上的，是在实际上的，外兵之侵入，使他们天天身受其痛苦，他们恨那些挑衅者——国王，王后，宫廷，前贵族及富人，所有的富人都是与宫廷同一鼻孔出气。巴黎人民与边界各省农民之联合，是由于他们同怨恨那些拥护王位的人，引外兵入法国。所以，当6月20日之太平示威运动的观念一经提出，各分区即担任组织这个示威运动——后来在8月10日准备攻打杜意勒利宫的也是他们，同时，他们毕竟利用了这个机会，组织了理想的直接联合，以利各区间之革命行动。

6月20日之示威运动，并没有得到结果，——宫廷没有得到一点教训，也不愿去受教训——各区见到此点，便起而要求议会废除路易十六。莫干色意（Mauconseil）区于7月23日对此通过一议案，通告议会；而且开始准备8月5日的暴动。其他各区也急促地通过了同样的议案，当议会于8月5日在开会，否决了莫干色意区公民之议案，谓为非法时，这议案已得到了十四区之允许。同日，格拉维尔（Gravilliers）区有许多人跑到议会去宣称，他们仍然把“救国的光荣”交给这些立法者，但是他们又说：“可是，如果你们不去做时，我们便要自己担负起来了。”盲人医院区（Quinze-Vingts section）宣言：“人民忍耐地期待着，以10日早晨为限。”莫干色意区则宣言：“人民和平地期待国民议会之决定，以最近之星期日（8月9日）晚十一时为限；倘立法团体对于人民不能主持正义及权利，则一点钟后，即夜半，便令击着警鼓，人人都要起来参加。”

最后于8月7日，这一区要求其余各区各派“六个特别委员，都要是好的公民而无须演说家，他们会集起来于市政厅形成一个中心”，这事于9日便实行了。[1]当时，四十六区中已有二十八或三十区参加这个运动，他们的委员会集在市政厅，议场的邻近便是市议会通常会议的地方——在那晚上，人数很少，——他们采取革命的行动，好像是个新的公社。他们暂时停止市议会，把市长伯蒋关禁在一屋里，解散国民卫军的人员，担负公社之全部责任，而指挥革命。[2]

于是新的权威，革命的公社，于市政厅形成了。

杜意勒利宫攻陷了，国王废除了，而新公社立即看透了8月10日并非1789年7月14日以来革命达到最高点之时，不过刚开始一个新的民众革命，朝着平等的意义上走。此后，在革命之文件上，都从“自由之第四年及平等之第一年”算起。新公社便开始要担负无数的新职务。

在8月最后的20日中，立法议会犹疑于各派之间，保皇派，立宪派，共和派，使议员们无所适从，并且议会力量渐次暴露，很明显地表示不足有为；于是巴黎各区及公社，成了法国人民的中心，希望一个共和的法国，使法国来抵抗各君主之联合战线，与其他公社合作，而组成1792年义勇兵之大运动。议会正在犹疑，大多数议员尤在眷念王室，并且深恨叛乱的公社在9月时代使巴黎人民陷于癫狂状态，当时仍只有各区及公社才能缓和人民。立法议会最后于9月4日决定反抗王权及各派僭望法国王位者，它又向各区表白了它的决心；这么一来，便立即使由监狱而漫延于街市之屠杀终止，并得保障居民之安全。国民大会开幕了，它虽然于9月21日颁令法国废止王权，但“它仍不敢干脆宣布是‘共和国’”，并且“似乎是在等待着外界的刺激”；此种刺激是发生于巴黎的人民。他们在街上喊着“共和国万岁！”来要求颁布，四国区之公民跑到国民大会去，强迫它更进一步，他们说他们为“共和国”流血是唯一快活的事，而共和国尚没有宣布；到第二天才正式为国民大会所承认。

于是巴黎公社自动所担负的势力，如果不是国民大会的敌人，便是它的主动者；同情于这一派的人便叫做“山岳党”。

此外，山岳党还有个从革命以来即已形成的势力便是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及在各省与之相联的无数会社。近代政治著作家都说这个俱乐部之力量，是革命的原动力，这是不确的。组成巴黎总部的分子，多半是资产阶级。他们怎能领导革命呢？

米施勒说，雅各宾俱乐部人在任何时期总是自作聪明，自命是革命的政治之光，是决定一切事件的重心。他们却没有领导革命，只追随革命。每有一个新的变化，俱乐部的论调便改变一次。不过，俱乐部看见一时期有个新趋势时，它却能于知识阶级，温和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中立即站在前线表现出来；它于各方面来培植巴黎的舆论以赞助这个趋势，而在每一个新政局之下，他们总能取得最重要的位置。用米施勒的得意语来说，罗伯斯庇尔是个“狡黠的两头蛇”，他使雅各宾党“成为议会与人民的居间者，时而恐吓国民议会，时而又替它保镖”。但是他了解原动力是从街上发生的，从人民发生的。

我们已经说过，雅各宾党的势力，是无关于8月10日的事变，直至1792年9月，仍是如此；俱乐部在当时几乎要解体。但是到了秋季，巴黎总部因得了许多哥得利尔派的援军，才渐有生气，进而成为共和民主党之温和派的中心。马拉是最著名的一个，但不是“极端派”——“极端派”用现代术语是“共产党”。俱乐部是反对共产党的，后来竟至与之决斗。

在1793年春季，吉伦特党和巴黎公社之争斗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雅各宾党于国民大会中拥护公社及山岳党，并且帮助他们战胜吉伦特党，而结合起来。雅各宾党因与各省支部互通消息，因而赞助了前进的革命党，不仅使他们遏止了吉伦特党的势力，并且遏止了为它后盾的王党势力。这又使雅各宾党后来易反面攻击公社之民众革命党，而为资产阶级之反动造成新11月9日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