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精神之消磨

第五十七章　革命精神之消磨

革命的领袖不敢动了——巴黎公社——山岳党——国民大会之衰颓——国民大会之特派员的工作仅在巩固山岳党的统治

由于1793年5月31日之运动，使革命得以完成其主要的工作：封建权利不须赎回之最后废除，及王政独裁之废除。但在以后，革命便要停顿了。人民群众还要往前走；但是，那些因革命之潮而取得运动之领袖地位的人，不敢再前进了。他们不愿使革命殃及于资产阶级的财富，如昔之对待贵族与僧侣一般，他们竭力去调和，阻止，甚至压抑这正开始于这方面的运动。就是其中之较急进及最较纯洁的分子，可是一旦得势，便很顾虑到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仇恨他们。他们消灭了自己对于平等的渴望，他们甚至顾虑到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言论。又轮着他们做“政治家”了，他们努力要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使组合的各部分，盲目地服从他们。他们在那些为他们认为是太急进者的死尸上，建立了他们的权威；但是，当他们自己也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倾覆急进派，就是倾覆革命。

国民大会在批准了农民于最近四年所要求的（而且在好些地方业已实行的）法律之后，它便不能更做一点重要的事情。除开在国家防务及教育方面外，它的工作此后是等于零。确实，这些立法者批准了革命委员会之组织，并且决定付钱给那些服务于各区团及公社中之无裤党；这固然是些民主的设施，但无关于革命的破坏与创造。这些不过是些组织国家权力的方法。

反而在国民大会及雅各宾俱乐部之外——在巴黎公社中，在首都及各省之有些区团中，在哥得利尔俱乐部中，倒有些人知道要保持革命所已得之胜利，非再往前进不可；于是他们努力去形成那正发生于民间之社会性的希望。

他们便努力使法国之组织，成为四万个公社之集合体，彼此有规则地相互联络，而代表极端民治主义之中心，[1]要竭力去建立真平等——L'égalité de fait（实际平等），如当时所惯于说的，“收入之均等”。他们要使最高价格律所唤起的地方共产主义得以发展；主张必需商品之买卖须由国家经营，才足以防止垄断家及投机家。最后，他们还要防止大产业之形成，而且要分配那些业已集聚财富的。但是，他们一旦得势，从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党，便利用公共幸福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手中所已有之强力（这两委员会之权力是因战事危机而建立的），以压抑那些他们所称为激烈派的人——到了新11月时，却又轮着他们要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攻击之下。

山岳党在与吉伦特党相搏斗时，老是倚靠着民众革命党。在1793年3月及4月时，他们业已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但是一朝权在手，他们大部分便只要建立一个“中庸派”，处于激烈派及反革命派之间，而把那些仍然主张平等的人当作敌人。他们要去倾毁激烈派，破坏他们在各区团及各公社组织的企图。

这因为山岳党，除一二个例外以外，都不了解民众的需要，因而不能组成一个民主革命党。无产阶级及其一切痛苦，家里常受冻馁，而仍或隐显地渴望着平等；——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有抽象的个人，民治会社的结合，才挂在他们的心上。除开少数急进的山岳党之外，每一国民大会特派员之来到一个省城，是不大关心于共和国中之劳动问题与繁荣问题，以及人人得享有必需商品等问题。他们是特派去激发爱国情绪以御外侮的，他们的行动正像一个民治主义的官吏，视人民为工具，以便助他实现政府的计划。

如果他参加于当地的民众会社，这就是因为自治机关是“因贵族政治而败坏了”，民众会社帮助他来“澄清自治机关”，以便巩固国防，逮捕叛党。

如果他征富人的税，而且常是很重的税，这就是因为是富人“因重商主义而败坏了”，常同情于佛意党及同盟派，而且帮助敌人。而且是因为征他们的税，以便供给军队之粮食与服装。

如果他在某一城市宣布平等，如果他禁止烤白面包，而命令居民只能用黑面包或豆类面包，这就是因为要如此才使士兵有东西吃。有个公共幸福委员会之代派人组织有一个民众宴会，后来他写给罗伯斯庇尔说，他已使许多少妇及青年爱国者结合，这也就是武力爱国主义之另一招而已。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在读国民大会特派员寄给国民大会及公共幸福委员会的信件时，关于当时农民及工人所注目之大问题的话，一句也找不到。这是很自然的，在这通信中只看见有军事及军队供给的话。但这时代是一个革命时代，特派员非仍注目于革命之重大方面不可——比到他们信中所述及之公共的感觉，对于山岳党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之接受，军队中给养之困难，以及必需品之缺乏等，更要看重才对。可是，对于贫民异常重要之大经济问题，似乎只有三四个特派员留意。

国民大会毕竟废止了封建权利，命令焚毁文契——毫不客气地施行了；它又使各乡村公社恢复了两百年来用各种借口所夺去的土地。要有这些改革，并且要立即实行的缘故，显而易见，无非是要借此激起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狂。然而，在特派员的函件中，很少有提及这个题目的。[2]

小朱里安在他寄给公共幸福委员会及他的朋友和赞助者罗伯斯庇尔之有趣的信件中，只有一次提及已经把封建的文契焚毁了。同样，对于这题目也曾提及过一次的，还有柯洛赫布瓦。

就是这些特派员讲到粮食之供给时——他们常是如此——他们也不追究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只有圣安都勒（Jeanbon Saint-André）在1793年3月26日所写的一封信是个例外；但是这封信仍是在5月30日之运动以前的事：此后，他也转而来攻击急进的革命党。[3]

洛德加伦（Lot-et-Garonne）是最同情于革命的一郡，圣安都勒从那儿寄信要求他在委员会中之同僚，不要对于当时情境之危险太盲目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倘使我们无勇气造成特殊的事变以激起法国的舆论，而且予以新力量；便毫无希望了。凡兑及邻近各处之扰乱固然可虑；但这些扰乱之实在危险，就因为人人心中已失去了为自由之圣洁的热情。到处都讨厌革命了。……富人恨它，贫民则没有面包，……”而且“那些一向称为‘温和派’的人，与共和党有共同目的的人，以及最少也渴望某种革命的人，现在都不希望了。……说得明显点罢，他们简直希望反革命。倘然要召集一个新国民大会，则法国人民如不拒绝选举，则所选出来的，一定完全与自由之原则相反。甚至市议会也衰弱或腐败了”。凡是这两位代表所到过的地方，总可看见这样的情形。

所以圣安都勒主张要有广义而有力量的办法。在他的信末，另又于一附启中提及这问题。他说：“贫民没有面包。可是并不是缺乏谷米，却是有人把它藏起来了。如果你想要贫民助你支持革命，便非使贫民能生存不可。……我们想顶好是颁布一道法令，普遍地征集各种谷类，尤其要加上创设公仓的一款，用私人剩余来充实这公仓。”圣安都勒要求巴勒尔领导这些事情。但是，怎能引起国民大会对于这些事情的兴趣呢？

大多数特派员所最着重的事情，就在于巩固山岳党的统治。可是他们也和以前及以后的政治家一般，他们之努力并不是为群众在普遍幸福上打算。他们只要去减削或扑灭这个统治之敌人。他们立即欢迎恐怖，以之为压制民主共和国之敌人的方法，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看见他们欢迎大经济改革之办法，甚至在他们已不得不如此时，也仍是一样。